【日本的神道教与道教】 (第2/3页)
国占领军总部以盟军名义发布《神道指令》,才结束了神道教事实上的国教地位,原神祗院与其它被解散的神道组织联合组成了民间宗教团体“神社本厅”。
神社本厅以奉天皇祖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伊势神宫为本宗,以“尊奉神祗恩德,谋求神社兴隆,宣扬神道,作兴道义”为宗旨,在全国各个都道府县都设有支部—神社厅。至2000年2月末,它已经下统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近80100家神社或团体,拥有神职人员27500人,约占全国神社总数的98%。它的法人代表叫“统理”,决策机构是由神职人员和“氏子”(即信徒)中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评议员会”,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神道神社是几乎每个日本人的精神寄托,日本婴儿一出生后的三十天到一百天内,都要被带到神社,这是成为神道信徒的基本象征。日本人还崇尚庆祝“七五三节”,每年的11月15日,日本到处可以看见身穿和服的男女孩童,这是三岁和七岁的女孩,以及五岁的男孩,他们都要去神社跪拜,祈祷并感谢神灵保佑他们的健康成长。每年1月,年满二十岁的日本青年还要来到神社,来举行他们脱离青少年时代的成人礼.
神道的作用和佛教有所不同,但其影响之深远则毫不逊色。作为政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和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神道通过自己庞大的社会神社网络为日本人民服务。在理论上,天皇本人保持着神道中最高祭司的地位,他主持祈求供奉在伊势的皇家女祖先的仪式。在日本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日本武士家庭都保持着和祖先神社的联系,作为尊重家世荣誉的象征。即使在社会的下层的农、工、商社会,每个村子、每个町,都有自己保护神的神社,把自己维系成一个社会整体。
神社神道是指没有宗教理论或宗教教派基础的、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的信仰。日本几乎每个人口聚集地都至少有一个神社。至今全国仍有8万2千余家神社。这些神社有的祭祀祖先(氏神),有的祭祀地域神,有的祭祀专门保佑人们某一方面利益的神祗,如农业丰收的稻荷神、保佑身体健康、生子繁衍后代的神等。日本自古有“八百万神”的说法。每个神社都祭祀着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神。所谓天照大神即天皇的祖神只是这八百万神中的一个,因而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也是神社神道的一个神社。神社神道是日本的神道的主体,与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习俗有密切关系,为区别于教派神道,称此为神社神道。日本人有参拜神社、特别是出生、出嫁后和过年时参拜神社的习俗,因而几乎每个人都被视作某一神社的“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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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派神道,是指在江户后期以来在民间陆续形成的以神道信仰为主要特色的宗教组织,它们有教祖、自己的神道教义,明治政府先后布批准这些新宗教和其他教派等13个教派为“教派神道”,俗称“神道十三派”。一般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其中有神道大教、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扶桑教、实行教、神道大成教、神习教、御岳教、神理教、禊教、金光教、天理教。在战前它们与佛教、基督教都处于神社神道的从属地位。至2000年12月末,教派神道共有信徒361万人,拥有教会等法人团体5860个。
尽管说:日本所有的神社都是道教性质的,所有的寺庙都是佛教性质的,但实际上也不能完全的绝对化。正因为日本的神道教有自身的缺陷,因而某些神道教同佛教的结合就成为必然的了。位于东京皇宫东南部,临近霞关和永田町的赤坂神社,也称山王样,现在是皇宫的守护神,以前则是幕府时代历代德川将军在江户城祭祀的重要场所,尽管是神道教神社,但源于佛教寺院,是佛教僧人们建立的神道教神社,目的是用来保卫佛教寺院。从十八世纪起,这样的神社和寺院的组合在全日本比比皆是。日光市南台山供奉山神的三座神社——内神社、中神社和首神社,干脆是由佛教逐步演化来的神道教神社。长野县御岳山一直是神道教崇拜的对象,但御岳教却是神道与佛教的融合,在日本全国拥有二百万的信徒。
神道教有一点与中国的道教相同,根据宗教中多神论和泛神论的原则,有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死后,因为生前的特殊表现,可以被信教的老百姓供奉为“人神”,进入到神仙的行列,可以受到后人们香火的供奉和祭祀。比如,日本距今才四百余年的战国时代,就有许多的历史人物被某些地方神社供奉为神,成为受到祭祀的主祭神,还有的人,甚至形成为地方的节日,受到万民的瞻仰祭祀。从胜利者德川家康,到与他作对的战败者真田幸村,还有武田信玄、加藤清正等等。
日本神社神道的最重要的教典是两部成书于8世纪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其中的“神代卷”是讲述从“开天辟地”到所谓神武天皇以前的大和国的皇室祖先神和豪族祖先神的传说,成为后世构建神社神道的神学体系的核心内容。
在神社神道的神学体系中,有所谓自然万物的造化神和造成日本国土、民族的“神世七代”神。其中最重要的是皇族祖先神,即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说她派孙子到人间进行统治,到神武天皇时开始东征,成为第一代天皇。后世神道教义的核心部分就是宣扬日本天皇是神的后代,皇统即神统,以所谓“玉、镜、剑三种神器”作为天皇君权神授的合法证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敬神忠皇”的神道宗旨被抬到最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占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部名义对日本实行强制的民主化改造。颁布新的宗教法令和宪法,实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日本的佛教、神道和基督教等宗教,得到平等的传播和发展的条件,从而使日本的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神社神道作为民间的宗教,对教义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进行删削,加强了与日本传统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密切相关的部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然而,神道教界的上层对神道教当年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所起的协助战争的责任没有认真地进行反省,以神社本厅为代表的神社团体在诸如靖国神社国有化等问题上,总是站在右翼一边,国家神道不是没有复活的可能。
在教派神道方面,最近以来各个教团的数量大增。这些教团,有的是从原有的教派中分裂出来的,也有大量的教团是新成立的。有些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战后依据佛教、神道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思想成立的教派,自认为是超离于各种传统宗教之外,被宗教管理当局统称为“诸教”。原来作为教派神道的天理教也声明自己不是神道教,现在也被列于“诸教”之中。不言而喻,道教在日本也被列为“诸教”之中。
到底日本的宗教人口有多少?据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所编《宗教年鉴》的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达217,229,831人,其中神道教信仰者108,999,505人;佛教信仰者96,255,279人;基督教信仰者1,463,791人,诸教信仰者10,511,256人。而日本当时的总人口是123,156,678人。可见日本的宗教人口远远超过全国总人口。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宗教各派的教团统计数字不实,有相当的虚报数字;二是日本民众中有不少是具有双重乃至多重的宗教信仰,有的仅仅是传统上或名义上的信仰。例如只是因为自己的祖先的遗骨安葬在某个寺院,或是居住在某一神社活动范围之内,便被认为是某寺院或某神社的信徒。实际上日本人民中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宗教信仰的心理十分淡薄。这正是日本各种宗教教团积极研究对策,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各种宗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多大,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有多大。宗教组织的世俗化,与发展中的日本社会同步前进,紧密结成为一体,是日本各宗教派别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日本的佛教组织中的一个派别——创价学,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公明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大学——创价大学。日本其他的佛教组织也相应创办了自己的大学——立正大学、龙谷大学等等。隶属于佛教支持的大学,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教师的工资待遇也高。日本的基督教也办了自己的大学,例如东京著名的上智大学。但这些宗教组织办的大学也都提倡信仰自由,不会强迫学生信仰自己的宗教。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日本,完全不信神的人也有,但因为人数少,被包围在信神的人群里,无神论很难占据上风。比如说,在日本,小到私人盖一座房子,大到建筑商盖一栋楼房,建一座工厂,都要先请法师来做法事,驱逐妖魔邪气,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不请法师,那么连建筑工人也不会答应,不干就这样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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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名叫津田左右吉,另一位名叫福永光司,对中国的道教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起到了肯定的作用。
津田左右吉,1873年出生,1961年去世,一生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极为重要的思想家。192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1927年,发表了《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1938年,发表《中国思想与日本》,提出了中国的阴阳学说,对于东亚古代文化,特别是日本的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政治制度及民俗信仰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中国阴阳学说的传入,日本的天武天皇时期(672—686年),具有日本精神特质的“阴阳道”产生,天皇设立“阴阳寮”行政机构,设“阴阳师”职务,成为古代日本天皇掌握、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后来风靡日本的“神道教”尚未出现。:
福永光司是当代日本道教专业研究的先驱者,生于191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学科,曾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九州大学教授。福永光司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的学术界和神道学者由于受到复古神道“皇国史观”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宗教,特别是道教对日本神道教所发生的影响或是公然抹杀乃至歪曲,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依据中日两国的丰富而翔实的文史资料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他所著的《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日本》等书所收的《鬼道和神道--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和日本古代》、《日本的古代史和中国的道教》、《日本的古代神道和中国的宗教思想》、《天皇和道教--关于研究方法和基本资料》、《记、纪和道教》、《“天皇”考六题》、《古代信仰和道教》、《古代日本和江南道教》、《伊势神宫和道教》、《日本的神社、神宫和道教》、《〈古事记〉神话和道教神话》、《〈古事记〉“开天辟地”的神话》等论文,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道教在日本神道教中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5}j
福永光司指出,从包括“天皇”的名称与天皇皇族的仪式、礼节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在内的许多方面来说,古代的天皇制都是通过向中国的道教学习,并在其强烈影响下形成了天皇制本身。作为日本神道中枢地位的“天皇”的称号,古代天皇曾自称为“真人”,日本皇室崇拜的紫色,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神器——镜和剑,祭祀皇族神的伊势神宫以及在神宫内和很多神社中以镜为“神体”的做法,日本古代“大和”的国号,日本神道所依据的重要古典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等等,都源自于中国的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
关于福永光司所说的道教与天皇制的关联问题,这里所说的“天皇制”并不是指单纯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将日本人的心情以及信念以及信念的体系作为一种宗教精神进行构建,并且通过这种对体系的构建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福永光司对于道教与日本的天皇制之间的具体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通过七个方面对日本天皇制与中国道教之间进行对比,使我们了解到,日本天皇制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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