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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于商”。64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吴道洁之学，出于富顺监卖香薛翁。”65道洁是吴溉的字号，他是个六经、百氏无所不通的著名学者，有“德君子”之称。吴溉向“以卖香自给”的富顺薛翁请教，薛翁“以所学授之”。据说，吴溉从此“所为益纯粹近古”。66

    宋人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讲得具体些：

    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68

    宋代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北宋时，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弟举进士”；70进士方资“世业农”；71巢谷“眉山农家也，从士大夫读书”；72三河“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文安戚彦广“粗读书，尤邃法律”，“务农植谷”。南宋时，真阳“曲江村人吴琪，略知书”；海州睢佑卿“父祖以农桑为业”，他“独亲于学，作文赋诗，为乡里称道”。7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

    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

    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研究，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84当时人的这些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

    人怠久安，骄于逸欲，物丰大盛，耗以虚浮。85

    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86

    因此，朝廷多次下诏禁奢，可是收效甚微。奢侈之风虽然应当制止，但这似乎又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朱熹的感叹：

    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87

    表明民间衣着方面的水平提高。宋代的俗语：

    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88

    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则天下尽可知。”89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各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炭炼铁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谓“燃料革命”，以至铁制生产工具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成倍增长，并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宫崎市定先生当年“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据他讲并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说固然很有见地，但毕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视，促进宋代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还有租佃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值制在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推广以及徭役制度的变革。如苏轼就认为，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变革在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同样不小。

    其次应当注意，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即所谓“印刷革命”同样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燃料革命”诚然是一场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则是一场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信息的传递由主要靠听觉到主要靠视觉，而信息的储存除了大脑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纪的欧洲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印刷革命”在宋代所发生的影响与欧洲虽然不同，但作用同样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证实了胡应麟的说法，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93书籍便宜多了，它不再为世家大族所独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

    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书籍仍然很少。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它才在社会上较广泛地流行起来。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

    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94

    后来，苏轼也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95

    宋代书籍增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朱熹等人认为是坏事。他们把当时某些人读书不认真，归罪于书籍太易得，说什么“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96这实在是太偏颇。书籍增多无疑是一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为社会各阶层掌握文化并进而参与政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极少数世家大族则难以完全垄断文化，因此也难以完全垄断政治。

    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主要在于宋朝是个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97不错，宋朝与作为武人政权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诸如重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属于典型的官僚政治，不仅同魏晋严格的门阀政治大异其趣，而且与隋唐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任何封建政权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导阶层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具体地说，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朝皇帝“于士大夫无所负”、98“与士大夫治天下”，99依靠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阶层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官僚地主与门阀地主的不同之处在于：门阀地主是个封闭性、世袭性的集团，即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00官僚地主则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即所谓“骤得富贵”、“其家不传”。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这个性质所规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文化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广开来学之路”。102关于中央各级官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宋朝的规定不同于唐朝。现依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和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列表比较如下：

    学校名称

    朝代

    入学资格

    国子学

    唐朝

    三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

    太学

    唐朝

    五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四门学

    唐朝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子弟

    由上表不难看出，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太学实际上已敞开大门，招收“远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规定，只有九种人不许上学，其具体内容是：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工商杂类，或尝为僧及道士，皆不得与士齿。104

    对于这项规定，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农家子弟未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因此，“执耒垂髫之子”得以入学，“抱籍缀辞。”105

    第二，工商子弟按照规定似乎不许入学，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如学者汤千在宋理宗时，先后执教于南剑州州学和嘉兴府学，“虽胥吏、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序，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106

    第三，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官学，书院一类的私学则不受此限。如张绎“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谢良佐劝告他：“何不去读书。”他说：“某下贱人，何敢读书。”谢良佐说：“读书人人有分。”后来，张绎成为程颐晚年的得意门生。程颐“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107至于陆九渊讲学，更是“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108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识字。

    宋代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各阶层，与兴时等级结构的变动如士庶界限泯灭、贱民等级消亡、109四民区分不严等有关，以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诸如此类的说法：

    贵贱虽殊，人则一也。110

    僮使本佣雇良民。111

    四民皆百姓之本业。

    竟出自统治者之口。同时也因为统治者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把提高各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为消弭人民反抗、减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手段。在他们看来，“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112他们所说的“善”、“恶”，自然是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为标准。

    另一条是“取士不问家世”。宋代的科举制与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录取范围扩大。按照唐朝的制度，“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13这个限制在北宋初年，实际上已被突破。宋太宗于淳化三年三月，下诏规定：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无异于承认了“工商之子亦登仕途”114这一既成事实。岂止工商之子，甚至还“有道释之流还俗赴举”。115无怪乎当时人说：

    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116

    第二，制度比较严密。唐朝的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科举其名，荐举其实。117而宋朝统治者为了把政权建立在较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一再强调：

    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118

    并采用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办法，防止官员子弟舞弊。119唐朝士人曾牢骚满腹：

    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120

    宋代举子则踌躇满志：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121

    各阶层子弟通过读书应举、入仕为官的道路，宋代显然要比唐朝宽广些。

    宋代的劝学诗、劝学文、劝学歌很多，说什么“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122而新科进士则洋洋得意地说：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23

    其实，“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24这一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首最动人的“劝学诗”。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而登科有“五荣”：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125

    关键在于“布衣而入，绿袍而出”，一登科即做官，并且初次授官便优于唐朝，以后升迁又比唐朝迅速。即使久考不中，也能享受某些优待。126因此，科举对人们的吸引力，宋代比唐朝增强。

    宋代的科举制既不像先前的唐代，保留着荐举制的痕迹；又不像往后的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的问题。说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合理的选举制度，固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即使对于宋代的科举制，也不能评价过高。当时人就认为，科举弊病不少。如“取人不观其行，用人不核其实”。127邵雍曾感叹：

    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128

    又如引导人们为考试而读无用书。在程颐看来，举子所读之书“都无用处”。129宋孝宗因此叹息：

    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30

    举子一旦中进士，又往往束书不观。李覯诗云：

    多少儒衣只假涂，贵来谁肯更观书。131

    陈师道诗云：

    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132

    杨时气愤地说：

    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133

    特别是某些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治国安邦，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学习目的很不端正。欧阳修读书一诗将他们的心态和盘托出：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134

    对此，当时人不乏辛辣的讽刺。如据苏轼东坡志林卷1措大吃饭条记述，有两个穷书生“相与言志”。一个说：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尝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

    难怪当时人把这些“措大”叫做“米虫”。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将来如何享乐，但即刻便闯祸。韦居安梅间诗话卷中引“东坡诗注”称：

    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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