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字专用，不用点击 (第3/3页)

。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者为“瓮算”。

    朱熹指责这类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136并浩叹：

    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

    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

    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140罢。

    五、“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当时，苏州的情况是：

    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41

    饶州则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42

    其实，并不限于苏州、饶州两地。“子弟不可废学”143是有宋一代家规、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内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质的戒子孙诗：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144

    一直流传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145

    表明当时教育后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关注。

    人们何以如此重视教育后代官僚家庭与非官僚家庭的出发点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贫寒人家的父母常常这样对儿子说：“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门闾。”146即使是“家饶于财”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挂仕版为慊。”147既然朝廷已经为他们敞开了通过科举改变门户的大门，他们自然要竭力怂恿其子弟走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于是，当然“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148把窦禹钧教其五子皆登科，作为学习的榜样。富商许唐“教子以兴宗绪”，149结果如愿以偿。曹州“市井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儿子于伋、侄子于杰、于仿相继中进士，于氏一举成为“曹南令族”。150缙云潘君“为商，所致大获，积财逾数十百万”，“生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场竞争激烈，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但在农工商之家中所出现的读书应举热，扩大了文化的普及面。他们的子弟如果久考不中，退而经商务农，有文化总比不识字强。如鄱阳黄安道因“累试不第”而“罢举为商”，不久“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福州林自诚“为商贾之事”，生意似乎不错，原因或许在于他“尝业儒”。宿州士人钱君曾“游上庠”，后来回乡务农，“买田数万亩”，因善于经营而“为富人”。152

    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在社会流动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员之家倾家荡产的事屡见不鲜。黄庭坚在家戒中说：

    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后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153

    究其原因则在于“若子孙一不肖，则家道沦落”。154叶梦得谈得比较具体：

    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155

    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员之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只是着重点各不相同。如宋祁强调“人不可以无学”，他说：“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157王安石认为“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他说：“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158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他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159而叶梦得则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无事终日不离几案”，他说：“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作向下一等人。”160叶梦得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人上人，在封建时代虽然并不奇怪，但毕竟不足为训。

    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游官运不亨，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161他对官场不免感到厌倦，认为：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陆游提出的对策虽然有上、中、下三种，但子孙“不可不使读书”162是其共同之处。他主张：

    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163

    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164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则普遍认为：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165

    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所谓“耕读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陆游设想得更周密，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处己子弟当习儒业条中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

    普州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

    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

    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

    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赘语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人数才21万多，189仅占总人口的约0.2，入学率依旧低得可怜。宋代的识字率虽然无法统计，但大多数农民肯定不识字。当时人有诗云：

    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190

    即是其例证。更有甚者，就连前面一再提到的富商许唐也因自幼失学而“不识字”。191因此，我们讲到宋代文化的普及，总是用“相对”二字加以限制，尽管显得别扭，但似乎要确切些。

    其次，本文并未将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所应包含的内容囊括无余。当时，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完全垄断，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各种文化形态在这一新形势下不能不相应变化，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加之宋代的商品经济比唐代后期更活跃，人们的生活节奏随之加快。蔡襄说：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92

    司马光也说：

    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钱所求。193

    人们这样繁忙，难怪当时人大多主张，做事情应简便。如南宋人郭雍认为：

    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

    罗大经称赞“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他本人同样认为：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194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种文化形态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势。诸如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195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政治画、宗教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196等等。就文学方面来说，众所周知，不仅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在宋代方兴未艾，而且平易、流畅的风格已经成为宋代文人文学的主流。197北宋初年的士子说：

    文选烂，秀才半。

    南宋的学者则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98

    苏轼同他的前辈欧阳修这两位大文学家，堪称宋代文人文学的代表。按照朱熹的认识：

    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理。199

    这位朱老夫子居然一再强调平易，诸如“圣人之言坦易明白”、“诗须是平易不费力”200之类，简直不胜其举。岂止强调而已，他“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多、议论太多”，自己“作易传、诗传，其辞极简”。201陆九渊比朱熹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把不识字的农民作为讲学的对象，而且“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202就连朱熹也称赞：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203

    看来，从汉学到宋学固然是思辨性加深的过程，同时似乎又是学术通俗化的过程。宋代各种文化形态的通俗化趋势，显然应当属于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受笔者知识结构所局限，本文对此只能缺略。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文化的相对普及是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但绝不是唯一特征。所谓最为明显，或许只不过是浮在表面、浅层次的同义语。除此而外，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少。如宋代学派林立，学者各是其是，互不相让。宋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学者敢于怀疑，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思想的相对解放”204能否视为宋代文化的又一个特征理学虽然最终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但它的兴起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绝非偶然现象。宋代理学的勃兴本身从某种意义上可否看作是一次思想解放尽人皆知，唐朝对外来文化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由于当时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照刘子健先生看来，“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模式”。205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尤其是又为什么会如此要具体地予以回答，似乎应当从研究宋代文化入手。鉴于这些问题层次较深，笔者自知学力有限，实在不敢问津。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