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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时下学界每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无弹窗小说网 ｗｗｗ／ｆｅｉｓｕＸＳ／ＣＯ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

    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

    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

    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计之高，无以复加。

    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

    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

    所谓神童，众所周知，无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儿童而已。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杨亿“数岁不能言”，突然吟咏登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8

    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设立童子科。9宋绶、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宋真宗欣然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10

    此后，从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的后来受到重用。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

    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11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12有关。欧阳修说：

    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3

    宋代的中央官办小学创设于元丰年间，崇宁元年十月又命令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到12岁的儿童。政和四年二月，中书省上奏：

    小学生见近一千人，入学者尚未已。14

    可见，当时官办小学之兴盛。民办小学与官办小学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民办小学的情景多次出现于诗人笔下，如宋伯仁村学纠：

    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

    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15

    赵汝鐩憩农家：

    农家颇潇洒,虢虢清泉流。

    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6

    千字文、蒙求是宋时使用的小学教材，编写于前代。宋代编写的小学教材除颇负盛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而外，为数尚多。如欧阳修所编州名急就章：

    别州自禹郡于秦，废置经革难具陈。

    皇家垂统天下定，疆理万家承政令。

    17

    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冬烘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18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兎园耳”。19所谓兎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

    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

    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

    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20

    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21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尽人皆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歧视妇女的观念形成于明末。22与此相反，在宋代不仅“当时风尚，妇女皆知爱才”，23而且在她们当中涌现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们立即会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词、朱淑真及其断肠集以及俗称苏小妹的苏洵幼女苏八娘。其实，即使就能文的妇女来说，也远不止于此。在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

    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录了22位妇女的墓志铭，其中写明“好读书，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24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25岂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妇女，在下层中间也涌现出一批女医生、女棋手、女艺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人陈普古田女诗云：

    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霜。

    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

    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

    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26

    她们显然赚了大钱。此外，如比阳王八郎妻被丈夫遗弃后，因善于经商而获得厚利，“蓄积盈十万缗”。27这些妇女成天穿梭于市场上，并颇有才干，看来不会毫无文化。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28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颐的母亲“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29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30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31孙昌龄考中进士并官至御史，把成绩归于其母亲杨氏：“吾母能诲我也”。32妇女如果没有文化，很难承担这一重任。宋仁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的宋绶“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母亲“知书，每躬自训教”。33李君夫人盛氏“能读易、论语、孝经、诸子之书，亲以教子”，34因而她的三个儿子皆中进士。凡此种种，难以枚举。

    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35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36

    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

    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

    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37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38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39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40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

    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41

    此后，刘吉父、张师正等武将的诗则颇有豪气。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学习以后，“晚年能作小词”。其中有临江仙一阙：

    冬日青山潇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42

    似乎还写得不错。

    宋代文化素养较高的武将较多，与宋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有关。他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43此后，尚文气氛弥漫整个社会，武将改文资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他们难免附庸风雅。何况，分别开始于咸平三年和庆历二年的武举、武学，贯彻着武人应习文精神。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事”。44但积重难返，其后果是：

    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

    宋高宗忧心忡忡：“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45宋太祖当初提倡武将学文化，本意并不错。殊不知后来在促成有宋一代文风之盛的同时，偏差竟这样大。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当然，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极少数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

    就地域而论，宋代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不平衡的。照北宋人王得臣看来，福建和四川是当时两个文化发达的地区。他在麈史卷下风俗中说：

    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

    “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46如果说这只是民间的说法，那么宋史地理志也说：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当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发达的程度并不亚于福建、四川。如江西的南安军“儒术之富，与闽、蜀等”；47浙西的嘉兴府“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于学”。48于是，宋代又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9

    把江南、两浙与福建、四川一概视为文化发达地区。素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的齐鲁即北宋时期的京东，尽管一度“弘诵阙然”，可是宋仁宗以后，这里的人们“益知贵诗书之业”。50不仅江西，“虽荒服郡县，必有学”，51而且在当时最落后的夔州路和广南东、西路，文化也逐渐得到普及。如夔州，从前“此邦之人尚不识书”，到庆历年间，“人渐知读书”。52两广地区学校相继建立，朱熹朱子文集卷10静江府学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等文即是其证。

    南宋谚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53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疑当首推南宋行都临安。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称：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苏州的情况同样是：“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54岂止城市郊区，即使穷乡僻壤，学习文化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有北宋人晁冲之夜行一诗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55

    南宋人宋伯仁嘲不识字一诗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好学的农村孩子：

    难字逢人问，村中一小儿。

    璋獐宁易辨，亥豕似堪疑。

    卤莽原非莽，耕犁别字犁。

    识丁何足道，煮字不充饥。56

    其实，他不值得嘲笑，应当受到鼓励。无怪乎朱熹说：

    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57

    对于宋代文化逐渐由先进地区普及到落后地区、由通都大邑普及到穷乡僻壤的盛况，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作了简要的概括：

    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

    南宋学问家陈傅良则对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了虽然夸张，但却形象的描绘：

    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58

    他所强调的“人人”、“家家”，其主要涵义显然不在于地域，而在于阶层。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所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

    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59北宋时，许骧、冯京等读书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称为“吴纱帽”的饶州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他“教子任钧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60南宋时，鄂州富商武邦宁“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61就连道学家陆九渊也是个商人之子，他“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62而朱熹则允许其弟子经商，他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63或许正是根据这些史实，清朝人沈垚指出：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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