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 李渊为政（二） (第3/3页)

对激烈，加之玄武门之变爆发，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彻底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太宗即位后，政策趋于缓和，佛教再度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对道教则颇为尊崇，认老子李耳为始祖，武德三年（620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自称是唐天子之祖，李渊遂立祠祀之，武德八年（625年）更定三教次序，以道教为先，儒教次之，佛教为后，体现了"兴道抑佛"的倾向。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禹划九州，尧封万国"，不可强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以安定内部为首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政权。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等割据势力皆称臣于突厥，接受其封号，引为奥援，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突厥骑兵屡屡南下，深入关中，威胁长安。

    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太原起兵时，李渊即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请兵"而"许以金帛子女"，换取其支持。即位后，继续奉行"卑辞厚礼"之策，岁遗金帛，称臣纳贡，甚至考虑"迁都避之"。这一政策虽遭时人非议，但确实为唐朝争取了宝贵的恢复时间，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困境。至贞观初年，国力强盛，唐太宗方转守为攻，最终灭**厥。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贡献方物，表达了与唐修好的意愿。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接受其朝贡，回赐丰厚，册封其君主。

    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隋末三征高丽，俘虏众多，双方皆有人员滞留对方境内，李渊下令遣返，体现了人道关怀，亦改善了双边关系。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表示奉唐朝正朔，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唐朝皆予满足，派遣使者前往。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优越地位；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不分厚薄，使三国互相牵制，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避免了朝鲜半岛出现单一强权威胁唐朝边境。

    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请求援助。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宣谕唐朝和平意愿，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内部矛盾激化（玄武门之变即将爆发），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以调解为主，避免直接介入。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如衣冠制度、历法、佛教经典等，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李渊的东北外交政策，以和平、怀柔、制衡为特征，为唐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贞观末年唐太宗征高丽，方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在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其政策务实稳健，注重恢复与发展，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尽管其在位时间较短（仅九年），且晚年遭遇玄武门之变的悲剧，但其开国奠基之功，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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