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 李渊为政（二） (第2/3页)

询所书，书体端庄凝重，法度森严。其重量为二铢四絫，约合今四克，十钱为一两，"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宝货。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轻重适宜，便于流通，"远近甚便之"。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终唐之世，铸钱皆以"开元通宝"为文，成为唐代货币的代名词。高宗时一度改铸"乾封泉宝"，但因"谷帛踊贵，商贾不行"，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其外圆内方的形制，象征天圆地方，影响深远，直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方告终结。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形成完整的中央官学体系。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子孙，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子孙及庶人俊秀者，律学、书学、算学则招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追赠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并礼遇其后代，封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如武德七年（624年）颁行《武德令》，其中《吉凶宾军嘉五礼》一百三十一篇，规范了国家礼仪制度。

    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以"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

    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如颜师古为著名学者，精通训诂；姚思廉为史学家姚察之子，承家学修梁陈二史；令狐德棻为文献大家，主持图籍整理。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虽然其中部分史书后来经唐太宗、高宗时期重撰，但武德年间开创的修史事业为唐代官修史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由欧阳询、令狐德棻、裴矩、陈叔达等十余人共同编纂，历时三年，于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共一百卷，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子目。此书"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先列史实，后附诗文，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许多后世亡佚的古籍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并称"唐代四大类书"。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隋代佛教极盛，寺院遍布，僧尼众多，"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寺院经济膨胀，与国家争利。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傅奕为著名天文学家、道士，深恶佛教，多次上疏抨击。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剥削民财，割截国贮"，"迷惑百姓"，主张"令僧尼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

    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剃发染衣，不拜君亲，与儒家伦理冲突。李渊对傅奕之议颇为赞同，曾下诏沙汰僧尼，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并令僧道致敬王者。但因佛教势力强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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