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和为贵 (第2/3页)

    江南嘉、湖、苏、松、常五府尚有一项单独贡赋“白粮”，白粮即为粳糯米，米质精白洁圆，又称为“天庚正供”，不得稍差，每年由民户直接运到京师供宫廷之用。五府民户耗费之巨，运缴之苦又甚于漕粮。

    漕白粮运输，举凡运军、船户及其家属用度，官府办漕的全部开销，途中耗损，甚至宴请、敬神、酬应等花费无不取之于民，且耗外有耗，征外有征，巧立名目又达数十种之多，额外征敛往往超过正赋。漕白粮之运缴，涉江渡淮，穿越黄河，途中翻船损舟，受伤殒命并不罕见，这且不说。到达京师，如缴纳误期或粮米潮损，不但会遭官府惩罚，还须赔补重缴。至于官吏、军丁的刁难盘剥，恶意勒索更不用说。民户运粮至京，一次就需银五六百两，乃至千余两，倾家荡产，身死异乡者亦不为少见。

    一般来说，帝国田赋属于皇粮国税，除了皇粮国税而外，靠着田地出息生利的就是田主收取的私租了。佃农为他人佃作耕种，无论是定额租还是由地主提供耕牛、农具、种子、住房甚至口粮、柴草给佃农的分成租，私租一般都在五成，甚至五成以上，尤其是分成租，田地收成的八成作为地租归田主所有丝毫也不稀奇。佃农在交完私租之后，其实还得承担大部分的皇粮国税，田主一般都会想方设法将国家田赋一一转嫁给佃农。一亩的收成，良田也不到三石，瘠薄之田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一般的，多者一亩需完租一石二三斗，少亦需完租斗，佃农甚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因而，帝国田土的田租高而稳定，收益风险又比经商做生意小得太多，人都不是傻子，只要手里有几个余钱，鲜有不购良田置为私家产业，传之子孙的。

    但在江南，尤其是租赋沉重的太湖沿岸城乡，要想只靠耕作田亩发家治产，不啻痴人说梦，重赋和地少人多的现实，逼得东南的工商贸易兴盛远甚于他处，反而使江南更加富庶繁荣。

    长史府的谋士幕僚在细细审视了江南工商贸易兴盛的诸多原因之后，促进西北工商贸易兴盛自是已无疑义，但具体到施以何律何例何政，却是大可商榷。

    譬如具体到怎么对待那些在大农庄、大牧场之外，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庄、牧场，长史府就绞尽了脑汁，最后还是敲定主要以税收为手段来逼使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农庄、牧场，都要象商行工坊一样的生产经营，逼迫他们将其生产的一切东西在市集上出售或与人贸易。

    对那些守旧的农庄、牧场，将逐渐加征各种名目的税课，直到他们无法承受为止；而对那些象商行作坊一样生产经营的农庄、牧场，则有种种减征、免征税课的优遇，对贡献突出的农庄、牧场，长史府会予以奖励，在其遭灾时，甚至还会贴补一些银子，以减少其损失，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官方扶持的姿态，长史府不可能有太多银子去补偿遭灾的农庄、牧场。但，这种天壤之别的待遇，任谁都要想一想其中利害得失，想一想该如何选择。

    但长史府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正是自己逼出来的这一些个如同商行工坊一样生产经营的农庄、牧场，现在开始联合一气向长史府发难了。

    一不小心，这些农庄、牧场也已经迅速成长为西北地方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了。

    事情的症结就在于长史府最近下令禁止粮食出关，顺带的活畜禽外运也大大受限，长史府断了这些农庄、牧场的财路，让他们趁着春荒大赚一笔的梦想破灭，哪里有不联合起来向长史府发难的

    反倒是那些从一开始就与西北幕府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大农庄、大牧场默不作声，无声无息。他们现在几乎垄断瓜分了官方和军方竞投扑买采办贸易中与农庄、牧场相关的所有商货份额，互市贸易的份额也大多由包括这些大农庄、大牧场在内的大商团、大商社所瓜分，他们所生产的商货只要品质上没有问题，得到官方或军方的认可，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西北所有大商团、大商社都盯紧着军府的动向，因为军方的采办才是大头中的大头，长史府的官方采办虽然量也很大，但与军方的庞大采办数量一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光是军马、骡、驴、骆驼，名目不一的军械，各种军需，每一年军府这三大项的采办，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就能让西北的大商团、大商社挤破脑袋，争得头破血流了。

    因此，趁着春荒将粮食外运出关，虽然获利也相当可观，但大农庄、大牧场还不放在眼里，他们怎肯为了那点小利舍弃大头，与长史府交恶自然是事不关己，保持沉默了。

    长史府当然可以凭借铁腕强权，将这些联合一气向长史府发难的农庄、牧场强行压制下去，但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将彼此的矛盾延后而已，迟早仍会冲突起来，而且若这么做，完全失去了这些农庄、牧场信任的长史府，将在下一次的冲突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在长史刘卫辰的主持下，长史府的智囊谋士会议了两天两夜，最后总算争出一个结果：在如今西北多方用兵战事未歇的情形下，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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