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章 血染禁书案 (第3/3页)

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他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这件事对满清官员的震动不可谓不大，不是在可惜才学过人的王锡侯，而是为海成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省巡抚啊，就这么着完了。何止可惜二字啊

    打那之后，满清地方官员反涉及此事，无人敢掉以轻心，轻罪重罚已是官场上的惯例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禁书案发于四十九年底，结于五十一年春，抄家灭族者举国皆有，流放千里更是数不胜数。波及全国上下，累及民户千万。

    假如没有中华国，这场特大文字狱案不过是满清朝廷的阵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惜乾隆没想到万里之外的南洋还有这一个“痴心不悔望故乡”的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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