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3/3页)

尘仆仆地返乡回家的。隔有一年不见，父亲背着一个蓝色牛仔包回来了。父亲背着那个被撑成柱形的牛仔包，让我不由联想到平日里他背着王老大编织的背篓回家的情形。这次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说那个燕子村的远房叔叔再也回不来了，但他说着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冬梅以后也很少会再回来了。

    那个下午，父亲背着背篓般的背包，给我们激动地讲述着这个故事。父亲说，那个远房叔叔别人都叫他长生，他是我干爹的表弟，据说当年父亲把我送给姓钱的寄养也是这个叔叔引介的。曾经百般怨恨被送养的不公，然而此刻得知真情，反倒生出一丝悲痛。毕竟是一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留下了足迹的人，如今却早早辞世。

    长生叔叔和我父亲同在深圳的一家私人煤厂挖煤，那时男人们在外面做农民工，要么上建筑工地做搬运工，要么就是跟着私人老板挖煤采石膏。挖煤是最铤而走险的，工资确也是拿得最多。当时长生叔叔对我同行南下的父亲说挖一年煤挣的钱抵得上种地三年的收入，但其实挖煤和挖地是一个工种，无非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他还不失诙谐地说过：“还有地下哩，领导下的工农无产阶级理所当然也该有地下工农无产阶级。”父亲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说来也是第一次出远门，自然就跟从长生叔叔做起了地下工农无产阶级的工作。

    父亲说，地下工作很黑暗、潮湿，一起的四个人是一个搭档小组，他和另外一个河南佬负责用翻斗车将煤石往洞子外拉运，长生叔叔则和一个东北大汉负责将煤铲进翻斗车。他和长生叔叔每天在煤道里说话很少，因为他俩一说话，另外两个外地人就要唧唧歪歪地打问半天，害得他俩本来就气喘吁吁还要装腔学调或者用口吃拙劣的普通话给他们一一道来。他们在煤道里也看不清彼此的脸，因为大家的脸早已刷成了煤灰的颜色，偶尔父亲会抬头用额头上破旧的矿灯对准长生叔叔，说：“你成包黑子了。”长生叔叔则也用破旧的矿灯探照着父亲的脸说：“你成非洲人了。”然后，河南佬和东北大汉便又不厌其烦、唧唧歪歪地问天问地，问屎问屁，父亲和长生叔叔便哈哈大笑起来，朗朗的笑声在煤道里回荡缭绕，有时会震得煤块呼啦啦松垮下来。

    说到这里时，父亲说话时的神情逼真，边叙说边追摹起那段往事，我明晰地洞见父亲脸上皱纹间的惬意，如同一圈圈縠波荡漾开来。

    他肩头的那个高高矗立的背包晃晃悠悠，把父亲凌压得矮小。我说对父亲说：“我看见你的头顶了。”

    大庆接着对我说：“我也看见你的头顶了。”

    那时大庆确实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来，我至今仍置疑那是他比我多吃了米油的缘故。

    父亲看着我和大庆笑得更生动了，脸颊、额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像犁地时跃然翻开的一道道土壤。

    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父亲的那张脸，笑起来时脸颊两侧的颧骨突兀的更显眼了，一双眼睛在这突兀的颧骨的凌威下，如同是突兀的白马山脚下的两口老井。他厚实的嘴唇周边生长着凌乱的络腮胡须，仿佛是田埂上的茅草在劲风中摇曳。两鬓的头发白了几丝，在残阳的辉映下，与多数的黑发格格不入。那应是一种剔透的白，无言的白，沉淀的白。

    当黄昏的晚风在我耳畔呼呼响起时，我听见了双水河哗哗的流水声，听见了燕子归巢叽叽的嘶鸣声，也听见了父亲哼哼的叹息声。

    父亲脸上的笑容也随着叹息声的发出而收敛，他紧锁眉头，抿着嘴唇啧啧地说：“长生呀，说好一起出去一起回来的。”

    我和大庆都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父亲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像吃汤圆时被烫了，吃冰棍时被冻了；像看牙医被一只手电筒往里探照着，学拼音时老师让鹦鹉学舌地标准发音般半张着嘴巴，我甚至看见大庆的嘴角流出了一条长长的口水。

    父亲欲言又止，大庆便将即将垂落的口水猛然吸回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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