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詩人、名妓、高僧 (第2/3页)

以說與和尚和妓女有關，而和尚與妓女關係之深則遠超於吾人想像之上。在蘇東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與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詩歌與哲學的看法上，是並行而不悻的。因為他愛詩歌，他對人生熱愛之強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於他愛哲學，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會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詩歌、豬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綠水青山，同時，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會染上淺薄尖刻、紈絝子弟的習氣。

    這個年輕耽于玩樂的詩人之態度，若予以最好說明，那就要看他怎麼樣使一個道行高潔的老僧和一個名妓見面的故事了。大通禪師是一個持法甚嚴，道行甚高的老僧，據說誰要到他的修道處所去見他，必須先依法齋戒。女人當然不能進他的禪堂。有一天，蘇東坡和一群人去逛廟，其中有一個妓女。因為知道那位高僧的習慣，大家就停在外面。蘇東坡與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種淘氣的衝動之下，他想把那個妓女帶進去破壞老和尚的清規。等他帶著那個妓女進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時，老方丈一見此年輕人如此荒唐，顯然是心中不悅。蘇東坡說，倘若老方丈肯把誦經時用來打木魚的木縋借給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寫一首詩向老方丈謝罪。結果蘇東坡作了下面的小調給那個妓女唱：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及閘縋，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退，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這正是戲臺上小丑的獨白，甚至持法甚嚴的大通禪師也大笑起來。蘇東坡和那個妓女走出禪房向別人誇口，說他倆學了”密宗佛課”。

    把女人與和尚分開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國文學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東方西方是一樣，在一般世俗人的心裏，對那些獨身主義者總是暗懷惡感，因為他們向天下宣稱他們沒有男女之歡的生活，不同於一般人。而對獨身主義者暗懷的惡感，就增強了薄伽丘十日談小說的流行。再者，和尚與女人之間的豔聞，比商人與女人之間的豔聞可就使人覺得精彩多了。

    蘇東坡做杭州通判時，有一次，他曾判決一件與和尚有關的案子。靈隱寺有一個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欄院尋花問柳，迷上了一個妓女，名叫秀奴。最後錢財花盡，弄得衣衫襤樓，秀奴便不再見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閉門羹，他闖了進去，把秀奴打了一頓之後，竟把她殺死。這個和尚乃因謀殺罪而受審。在檢查他時，官員見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對聯：”但願同生極樂國，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調查完竣，證據呈給蘇東坡。蘇東坡不禁把判決辭寫成下面這個小調兒：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鎢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和尚押赴刑場斬首示眾。像以上的這兩首小調兒，因為是用當日的口頭話寫的，大家自然口口相傳，對這位天才怪詩人的閒談趣語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軼事中，有一本是關於蘇東坡和他那喜愛尋歡取樂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時節，蘇東坡對佛學還沒有認真研究，在他四十歲以後，在黃州時，他才精研佛學。黃州的幾個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後來他在靖江、金陵、廬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兩個惠勤和參寥，是詩人學者，頗為人所尊敬。由那些隨筆軼聞上看，佛印並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風流瀟灑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說部裏，佛印比參寥更常為人提到是蘇東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並不打算出家為僧，並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據一個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親。顯然他母親是個放蕩不羈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個丈夫各生過一個兒子，在當年是不可多見的。在皇帝對佛教徒賜予接見，以示對佛教抱有好感時，蘇東坡就把此人推薦上去。佛印在皇帝駕前力陳對佛教的虔誠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頎長英俊，面容不俗，說他若肯出家為僧，慨允賜他一個度碟。佛印當時進退兩難，只好答應出家。他在黃州時，常在一隊僕從侍奉之下，乘騾出遊，與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機智捷才。在他和蘇東坡有點兒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個是這樣的，蘇東坡一天和佛印去遊一座寺院，進了前殿，他倆看見兩個面貌猙獰可怕的巨大金剛像一般認為能伏怪降魔，放在門口當然是把守大門的。

    蘇東坡問：”這兩尊佛，哪一個重要”

    佛印回答：”當然是拳頭大的那個。”

    到了內殿，他倆看見觀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蘇東坡問：”觀音自己是佛，還數手裏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樣禱告求佛呀。”

    蘇東坡又問：”她向誰禱告”

    ”向她自己禱告。”

    東坡又問：”這是何故她是觀音菩薩，為什麼向自己禱告”

    佛印說：”你知道，求人難，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倆又看見佛桌上有一本禱告用的佛經。蘇東坡看見有一條禱告文句：

    咒咀諸毒藥，願借觀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斃。

    蘇東坡說：”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請准改正此一禱告文句，提筆刪改如下：

    咒咀諸毒藥，願借觀音力。

    害人與對方，兩家都無事。

    在蘇東坡與佛印富有譏諷妙語的對話中，大都是雙關語，難以譯成另一國文字，不過下面有一條：

    ”鳥”這個字有一個意思，在中國俚語中頗為不雅。蘇東坡想用此一字開佛印的玩笑。蘇東坡說：”古代詩人常將僧與鳥在詩中相對。舉例說吧：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還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我佩服古人以僧對鳥的聰明。”

    佛印說：”這就是我為何以僧的身份與汝相對而坐的理由了。”

    這些軼事中總是說這位和尚鬥智勝過了蘇東坡這位詩人。我疑心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編的。

    根據現在可知的記載，中國的娼妓制度，創始于戰國的管仲，他訂這種辦法作為士兵的康樂活動。甚至在蘇東坡時代，還有官妓，當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國卻有一種特殊的傳統發展出來，就是出現了一種高級的”名妓”，與普通的娼妓大為不同，她們在中國文學史上嶄露頭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詩人，有些與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她們這一階層，與中國歌曲音樂史的發展，及詩歌形式的變化，密不可分。中國詩歌經文人亦步亦趨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時期之後，詩歌已成了一連串的陳詞濫語，這時往往是這種名妓創一種新形式，再賦予詩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說音樂與詩歌是她們的特殊領域。因為演奏樂器與歌唱都受閨閻良家女子所歧視，原因是那些歌詞都離不開愛與情，認為對情竇初開的少女有害，結果音樂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傳下來。

    在蘇東坡時代的生活裏，酒筵公務之間與歌妓相往還，是官場生活的一部分。和蘇格拉底時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亞參加男人的宴會相比，也沒有什麼丟臉的。歌妓在酒席間招待，為客人斟酒，為大家唱歌。她們之中有不少頗有天賦，那些會讀書寫作擅長歌舞的，多為文人學者所羅致。因為當時女人不得參與男人的社交活動，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職業性的才女群中去尋求快樂。有時，那種調情挑逗卻是純真無邪，也不過是戲謔而已，倒有幾分像現在的夜總會的氣氛。歌妓唱的都是談情說愛的歌曲，或輕鬆，或世故，或系癡情苦戀，或系假義虛情，但暗示雲雨之情，或明言魚水之歡。高等名妓也頗似現代夜總會的歌女藝人，因為芳心誰屬，可以自由選擇，有些竟有不尋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宮，夜訪名妓李師師家。總之，當時對妓女的看法，遠較今日輕鬆。美國曼哈坦的詩人今日不為歌女寫詩，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當日杭州的詩人則為歌女公然寫詩。即使是頗負眾望的正人君子，為某名妓寫詩相贈也是尋常事。在那個時代，不但韓琦、歐陽修曾留下有關妓女的詩，甚至端肅嚴謹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馬光諸先賢，也曾寫有此類情詩。再甚至精忠愛國的民族英雄岳飛，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寫詩贈予歌妓。

    只有嚴以律己的道學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於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這等人才特別反對。他們有一套更為嚴厲的道德規範，對淫邪特別敬而遠之。道學家程頤蘇東坡的政敵，在哲宗皇帝才十二歲時，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誘惑。這位年輕皇帝竟那麼厭惡這種警告，到他十八歲時，只有一個女人就把他說服了，使他相信那個女人是對的，而那位道學家是錯的。有一次，程頤的一個學生寫了兩行詩，論”夢魂出竅”，在夢中去找女人，程頤大慌，喊道：”鬼話鬼話”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懼女人的誘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歸來，寫了兩行詩：”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徽渦。”朱熹在感歎之下寫出了一首七絕：

    十年江海一身輕，三對梨渦卻有情。

    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正相反，蘇東坡對性持較為詼諧的看法。在他著的東坡志林裏，他在黃州時曾寫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來，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座本論調氣養生之事。餘雲：”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雲：”蘇子卿吃雪吹氈，蹈背出血，無一語稍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給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眾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蘇東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參與，決不躲避。十之歌妓求詩之時，他毫不遲疑，即提筆寫在披肩上或紈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蘇東坡寫了有關女人的抒情詩，但從來不寫像他朋友黃庭堅寫的那種豔詩。

    宋朝的歌妓使一種詩的新形式流行起來，那就是詞。蘇東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專供談情說愛的詞，變成表達胸懷感想的文學形式。他的詞中最好的是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對三國英雄人物發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蘇東坡三百餘年，使絕句和律詩成為詩體之正宗，多少傑出的詩人爭相模仿。但是律詩，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間兩副對子，已經陳腐。詩人都想有所創新。但是觀瀑、白簿、柳陰等的情調早已發現用厭，唐代詩人淋漓的元氣與強烈的感情也已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詩的詞藻都是陳舊比喻的重複，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厭。蘇東坡在他一首詠雪詩前面的小序裏說，決不用”鹽”這個字指雪，”雪”這個字總是勝過”鹽”。唐詩的主題已經用濫，在文字上，有些作者總喜歡蹈襲前人的詩句，也有些博學的讀者，一看便知道詩中思想與詞藻的來源，因此有會心的微笑。評注家的努力只限於尋出某些生僻詞語的出處，得到機會以博學自炫。結果，作詩集評注的人並不以闡述判斷詩的含義為要務，而以指出某些詞語之出處為已足。從詩的衰微沉滯狀態解救出來，一定有待於一種新的詩體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卻有待於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詞的文字清新活潑，比唐詩更近於口語，後來的元曲比宋詞則又更近於口語。詞只是根據樂譜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說”寫詞”，而說”填詞”。在詞裏，不像唐朝絕句律詩每行字數固定，行的長短有了變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蘇東坡時代，詞這種詩的新形式正在盛極一時。由於蘇東坡、秦少游、黃庭堅，及宋代別的詞人如晏幾道、周邦彥等的創作，詞這一體的詩成了宋朝詩的正宗。蘇東坡在黃州時才發現了詞，極其喜愛，從在黃州的第二年，開始大量填詞。但是詞只是一種抒情詩，內容歌詠的總是”香汗”、”羅幕”、”亂髮”、”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纖指”等等。這種豔詞與淫詞從何處何時劃分開，完全在於詞人對素材處理的手法。和純愛在詩中之難劃分，正如在現實人生中之難劃分一樣。無可避免的是，詩人，也像現代有歌舞助興的餐館的藝人一樣，偏愛歌唱傷心斷腸的悲痛、愛的痛苦、單戀的思念。他們歌詠的是閨中的少婦怨女，悵然懷念難得一見的情郎，默然自攬腰圍，悄然與燭影相對。其實，女人的魁力全在她的嬌弱無依無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無言的淚珠兒，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長宵不寐，她的肝腸寸斷，她的茶飯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兩方面的楚楚可憐這一切，和窮苦一樣，都顯得有詩意美感。這些文詞都與”蘇慷”一詞相似，而含有淫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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