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6章 宣政 (第2/3页)

 元代官制特点：

    第一，除最高机构外，一般中外军民官署皆在主官之外设一达鲁花赤，主要由蒙古人担任，特别是外官，自总管府以至府、州、县行政实权皆操在达鲁花赤之手。

    第二，自仁宗始，开科取士，分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为两榜。虽已稍变初期专用蒙古人担任要职的做法，但南榜进士最多做到御史台及六部尚书为止，最高职位仍限于蒙古族人。

    第三，事务官及吏员比较充实，其地位也有所提高，例如都事及令史等，往往都有发言任事之权。这是由于蒙古高级官吏对情况不够熟悉，能力薄弱，不得不假手於这些低级职员。

    第四，工艺技术官司之设置十分繁琐，这是由于元代手工业发达，有匠户组织的缘故。

    宣政院的几次废罢：

    1、元武宗在位期间（公元1308-1311年），对于藏传佛教十分尊崇，以致宣政院曾经宣旨：凡俗人指斥诟詈西番僧人者都处之以截手断舌的酷刑。当时武宗的太子，即其弟弟、后来的仁宗，就加以谏阻。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仁宗在已亲政还未即位时，二月下令旨禁止宣政院违制度僧。同月甲寅“罢江南行通政院、行宣政院”。过了半个月，二月丁卯“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元史·仁宗本纪》）。他即位后，四月丁卯重申罢诸僧司这一命令。此即“除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全国各处僧官衙门一律停废，其印信一律拘收销毁，凡涉及僧人违法和诉讼案件全由地方官审理。这是仁宗锐意改革庶务中的一项重大措施。其原因是仁宗早年曾居住在怀孟（治今河南沁阳），目睹僧官贪劣腐化的种种作为，他说：“在前我栲栳山（今山西永济东北栲栳镇）回来时，至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呵，平阳（路名，大德九年改晋宁，治今山西临汾）的僧录，腊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陆水寺里杀羊，唤歹妇女每吃酒；又和尚每告他则潞州里要了玖拾余锭钞来。”又认为“乾净的好和尚每，在寺里住着念经，与咱每祝寿也者；不乾净的歹和尚每要做僧官有。”（18）加以陪伴他出居怀孟、他的师傅李孟等汉人学者的反佛思想对他的这一决策也起了作用。李孟在仁宗嗣立之初，看到“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乱政事，僧道尤苦其挠，……（李）孟言……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乃奏……罢僧道官，天下称快”。在取消了行宣政院及其下属诸路府州县僧官衙门后，经过七年，到仁宗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九月丁亥“立行宣政院于杭州，设官八员”（《元史·仁宗纪》）复置的原因不明。但仁宗在位期间，铁木迭儿为相，总领宣政院事，“纳江南诸寺贿赂”；杨琏真伽之子暗普任宣政院要职，备受宠信；仁宗及其母都崇信佛教，所以仁宗初年虽欲更张庶务，并非如儒臣所期望那样，就江南佛教事务作一番彻底改革。此外，我们看到《元史》中记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四月壬午敕：“僧人田除宋之旧有并世祖所赐外，馀悉输租如制，”《通制条格》卷二九皇庆元年四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读的是同一件事，大意说：当时中书省据江浙行省报告，宣政院官奏免僧道等税粮得到皇帝皇太后准许。中书省认为这适与一直奉行的政策相违，“省官与宣政院官互相闻奏不一”，请求前此这类圣旨懿旨应予拘收，嗣后颁旨，请依旧例。《元史》又记，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六月乙亥，“诏谕僧俗辨讼，有司及主僧同问，续置土田，如例输税。”《元典章》卷三三《和尚头目》说出颁下这道诏旨的原因，大意是以往革除了一切僧官衙门，如今帝师为首的僧人上奏反映政府叫和尚们交纳钱粮、叫寺院供应铺马、听任使臣歇宿，这样和尚们更加受罪，他们的学经和作法事更受到妨碍。从这两条史料看来，在征收税粮政策上，中书省与宣政院意见分歧，在地方官管理寺院事宜上，帝师替僧人们说话，而皇帝依违其间，谕旨更变无常。在这样的背景下，延佑五年之再立行宣政院是有其必然性的。

    2、行宣政院复立后经过八年，泰定帝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八月罢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司，原因和执行情况，史文不载。但《元史》又记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十一月，从御史台臣言，罢行宣政院。此后两年内情况不明，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二月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曰京畿山后道，曰河东山右道，曰辽东山北道，曰河南荆北道，曰两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东道，曰浙东福建道、曰江西广东道、曰广西两海道，曰燕南诸路，曰山东诸路，曰陕西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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