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3章 汉宣帝亲政大事（二） (第3/3页)

提拔，对贪腐无能者严惩不贷，最终达到“以安百姓”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宣帝执政后期，执政风格逐渐发生转变，与即位初年的“开明纳谏”形成鲜明对比。早年，宣帝因经历民间疾苦，深知“直言敢谏”对治国的重要性，曾多次下诏鼓励群臣上书言事，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官员予以宽容。但到了后期，他逐渐变得固执己见，开始堵塞言路，对直言劝谏的官员不再容忍，这直接扼杀了朝堂上的正义呼声。

    在生活上，宣帝也不再像早年那样节俭，转而贪图奢侈逸乐。据《汉书》记载，他“颇修武帝故事”，即效仿汉武帝的奢华作风，大规模修建宫殿、添置车马服饰，其规模远超昭帝时期。针对这一现象，谏大夫王吉上书劝谏，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废除“角抵”（古代一种竞技表演，耗费人力物力），减少乐府（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人员，精简尚方（负责制造皇室器物的机构），向天下展示节俭之风；二是外戚不宜担任要职，对皇后、太后的家族及皇帝的旧友，可给予丰厚财物赏赐，但不应授予实权，避免外戚干政；三是明确选拔贤才的标准，废除“任子之令”（即官员可推荐子弟为官的制度，易导致官场腐败）。然而，宣帝认为王吉的建议过于迂腐，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并未予以采纳。

    更令人惋惜的是，忠直忧国的司隶校尉盖宽饶，因看不惯宣帝后期崇尚刑法、信用宦官的弊端，上书直言批评，指出“今陛下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讽刺宣帝重用宦官、依赖刑法，而非任用贤臣、推行德治）。宣帝见书后大怒，认为盖宽饶以下犯上、诽谤君主，下令将其逮捕治罪。盖宽饶素有“骨鲠之臣”的美誉，深知自己若入狱必无好下场，且不愿屈服于皇权，遂在未央宫北阙下引佩刀自刭。他的死讯传出后，朝野上下无不哀怜其慷慨悲壮之举，也对宣帝后期的“拒谏”态度深感失望。

    黄龙元年（前49年）冬，宣帝因病卧床不起，且病情日渐加重。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开始着手安排后事。为确保太子刘奭能顺利即位、稳定朝局，宣帝下诏任命三位重臣为辅政大臣：

    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子，属于外戚中的“史氏家族”，忠诚可靠，且在军中拥有一定威望，负责掌控军权；

    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曾担任太子刘奭的老师，深受太子信任，负责协助太子处理朝政；

    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周堪也是儒家学者，与萧望之同为太子的老师，负责辅佐萧望之，共同维护朝堂稳定。

    宣帝的这一安排，既兼顾了外戚、儒臣与军方势力，又确保了辅政大臣与太子的紧密联系，为后续权力平稳过渡提供了保障。

    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刘询在未央宫驾崩，享年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宣帝在位期间，对内轻徭薄赋、整顿吏治、重视经学，对外平定西羌、设立西域都护、实现匈奴臣服，开创了“孝宣中兴”的治世局面，被后世誉为西汉“中兴之君”。朝廷根据其生平功绩，为其上谥号“孝宣皇帝”——“宣”字在谥法中意为“圣善周闻”，即表彰其圣明、善政且广闻博识的执政表现。

    十二月癸巳日（前48年1月29日），太子刘奭正式即位，是为汉元帝。元帝即位后，遵循宣帝遗愿，于初元元年正月辛丑日（前48年2月6日）将宣帝灵柩安葬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杜陵是宣帝早年选定的帝陵，此前已历经多年修建，其规制简约而庄重，与宣帝早年的节俭作风相符，也成为西汉帝陵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

    宣帝驾崩后，虽享有“孝宣皇帝”的谥号，但并未立即获得庙号。西汉时期，庙号的授予极为严格，仅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帝王才会赐予，如汉高祖刘邦（太祖）、汉文帝刘恒（太宗）、汉武帝刘彻（世宗）等。

    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在大司马王莽的提议下，朝廷为宣帝追上庙号“中宗”，表彰其“中兴汉室”的功绩——“中宗”意为“中兴之主”，标志着宣帝在西汉帝王中的地位得到官方认可，与太祖、太宗、世宗并列，成为西汉“四宗”之一。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宣帝的功绩极为推崇，认为其“治世之盛，近古罕见”。建武十九年正月庚子日（43年2月13日），刘秀下诏再次追尊孝宣皇帝庙号为“中宗”，重申其“中兴汉室”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宣帝在汉代帝王中的崇高形象。

    宣帝的“中宗”庙号，不仅是对其个人执政生涯的肯定，更成为后世评价“中兴之君”的标杆——他在位期间，既纠正了汉武帝后期的弊政，又延续了西汉的强盛，其治世经验对后世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让“孝宣中兴”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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