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遭难遇 (第2/3页)

难遭难遇”的因缘呢！当时台湾寺庙囿干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学佛，欲培养佛教人才，惟有自设道场一途。佛光山，就是在这种理想下开辟而成。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难阻挠、贫乏空无，无一不是“难遭难遇”的逆增上缘。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后，承各方信徒爱护，未曾将我遗忘，这里邀我讲经，那里请我弘法，在盛情难却之下，日子未见清闲，反益形忙碌。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足迹遍布海内外，使我结缘更广。虽然舟车劳顿，总有一股“难遭难遇”的法喜，鼓舞着我精进不懈。“国际佛光会”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诞生，各地会员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发展至此，可谓永劫刹那，“难遭难遇”。

    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喜舍协助，即使是点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难遭难遇”的善缘。例如，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物资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着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数个月后，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拣来给我使用。供养虽非珍珠玛瑙，出自一片诚心，却是“难遭难遇”。

    年轻时，经年累月，三餐不饱，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两片面包，给我止饥。清夜自扪：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爱，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此种恩情，“难遭难遇”。王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但凭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写的《无声息的歌唱》和《玉琳国师》，沿门兜售，竟然各卖了两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一盒粉笔、一个幻灯机，她都赞助，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尤其感到“难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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