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供军案例解析——以《夏侯昇墓志》为中心 (第2/3页)

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30诸道节度使以军储货贩，于扬州置邸肆取利，其行为是以军用为名，即以筹措军费为目的，说明藩镇军费筹措中贸易营利在徐州夏侯昇之前就曾盛行。唐德宗即位后虽有禁绝之令，史载至是乃绝，实际上是言过其实。因为此类事例在此后仍多有存在，不仅《夏侯昇墓志》所记徐州以商贾入伍从事贸迁交易之事，也有开成中，宣武军节度使李绅于本州置利润楼店。[31大中年间，监军使梁承义于寿州置楼邸于旗亭之冲，岁收其利以助用，摭拾其余货，以创军营二所。[32节度使、监军使置利润楼店、楼邸于旗亭，其用意是收利以助军用，显然也是藩镇筹措军费的一种方式。除了在当道置利润楼、邸店营利以助军费外，还有派军将出使他道从事商贩活动，李锦绣对此曾予以关注，并引长沙周姓小将以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之例、河东裨将范翊与陈福前往淮南收市绵绮之事及夏州节度使田缙以将士军粮于上都杂市易送本道等例证，认为天下各大都市及交通要地，均有诸道所遣部将从事商贸活动的足迹。[33

    徐州夏侯昇不仅有招募市贩者窜名军籍，也以军府名义贸迁有无，更有借筹措军费之名收管榷酤、插手制陶冶炼之事，《夏侯昇墓志》记：预领榷酤、埏埴陶冶务。榷酤即酒专卖，埏埴陶冶务即制陶冶炼，可能是将本道酒专卖、制陶冶炼之获利也用来供军，可知徐州既有以商补军之举，也有以工助军之事。无独有偶，河西道也有类似举措，如敦煌文书p.2942（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所记河西节度使两件判文，

    判文之一：

    39豆卢军兵健卅九人无赐

    40沙州兵健，军合支持，既欲优怜，复称无物，空中文牒，徒事

    41往来，不可因循，终须与夺，使司有布，准状支充，如至冬装，

    42任自回易。

    判文之二：

    153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

    154采矿铸钱，数年兴作，粮殚力尽，万无一成，徒扰公家，苟润

    155私室，况艰难之际，寇盗不恒，道路复遥，急疾无援，到

    156头莫益，不可因循，收之桑榆，犹未为晚，再三筹议，事

    157须勒停。[34

    上引二判系河西节度使于永泰年间（765—766）为处理实际事项所作，其中涉及到河西军府供军之实状，如判文一中要求豆卢军之冬装任自回易，判文二提到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

    数年兴作。沙州有豆卢军等，瓜州有墨离军等，[35都隶属河西节度使，[36瓜州采矿铸钱与当州军费的关系判文并未明言，但此事属于总掌军旅的河西节度使管理，又说明瓜州采矿铸钱也与军府有关联。

    事实上，诸道多有铸钱充军费的事例，如唐阙名《开铜坑判》：蔚州申管内铜坑先禁采，昨为檀州警发遣兵，州库无物可装束，刺史判令开铜坑以市物给兵募，不阙军机，廉察使科违敕。对：救兵屡发，帑藏云空，方兴计日之师，遂有随时之义，取铜以给，在敕诚违，应机而行，于事可恕。[37判文属于拟判，其作判者、作判时间难以确定，但判文对蔚州采铜市物以给兵募之办法认可，也表明以工助军已为时人接受。不仅以采铸供军之法为时人接受，也被唐政府认可，唐人李吉甫于元和七年（812）提议于河东蔚州铸钱，以救河东困竭之弊，《元和郡县图志》记：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38此事《新唐书·食货志》记为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于蔚州：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固结合上引，知河东铸钱由李吉甫提议，河东节度使王锷委任蔚州刺史李听实施，以五炉铸钱，每炉每月30万即300贯，一年可铸成3600贯，五炉每年达18000贯，诸处所记基本一致。此举扭转了河东道新收易定后，以铁锡钱供给军用的萧条局面，也是藩镇以工助军的典型例证。到元和十五年（820），唐政府敕令收回民间铜器命诸道军人熔铸充军费，仍令本处军人熔铸……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40从此诸道藩镇以工助费、以铸养军之举措成为藩镇军费的来源之一，诸道以采铸供军的行为由违敕到敕准，显示了藩镇供军的又一变化。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人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41泽潞一镇为筹措军费推行了熬盐、货铜铁、榷马牧、榷商旅等多项措施，也说明诸道藩镇筹措军费之措施已远远超出采铜铸钱、埏埴陶冶之范围。

    诸道军府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参与商贸交易、经营陶冶铸钱等方式筹集军费之情况，但诸道军府的实际成效却差距很大。据《夏侯昇墓志》记：徐州军府通过窜名军籍、贸迁有无、收管榷酤、插手制陶冶炼等方式，二纪之间（20年）获利五百万余贯，每年可达到25万贯。其绩效因为没有相应的文献作对比，无从评判，但据其他军府的记载来看，徐州夏侯昇的业绩是比较突出的，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42泽潞筹措军费的办法与徐州相似，但每岁十万缗的收入，远不及徐州夏侯昇每年25万贯之业绩。又如泾原节度使杨元卿政迹突出，据出土《杨元卿墓志》记：用省度支经费，岁十五万。[43每岁15万贯之业绩也没有超过徐州夏侯昇。甚至禁军的以商供军业绩也无法超过徐州，如《唐贾温墓志》记：护军中尉开府马公，当权左校之日，荐公以能默纪群货，心计百利。俾之总双廛贾贸，未几裨军食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44志主卒于大和八年，大和之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的马姓宦者，当指马存亮。马存亮任左神策军中尉在元和十三年（818）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之间。[45马存亮委任贾温专知两市回易，两市应指长安东市、西市，每年以15万贯营利充禁军军费，贾温也因此转任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但专知长安两市回易的贾温每年获利仅l5万贯，较徐州夏侯昇之每年25万贯也逊色不少。

    三、从《夏侯昇墓志》看藩镇将士出界作战的供馈问题

    据《夏侯昇墓志》记：元和末，郓人不率，皇帝震怒，诏天下兵讨除。我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支度供军，转输未继。公凿空供应，变化如神，奔千轮，走万蹄，逾出渡水，晦明不息。千金日贵，不乏斯须，赏设既丰，每战辄胜，贼徒歼殄，寰宇肃清，公之力也。

    此事发生在志主夏侯昇由右神策军先锋兵马使转任陈州长史后，陈州当时隶属于陈许节度使（忠武军）。所言元和末年伐郓之事即讨伐淄青李师道之役，检《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十三年（818）七月条：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o而实际参加此次讨伐的不仅有五镇军队，还有淮南道、忠武军等也参加讨伐。[46据《旧唐书·李师道传》记：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收斗门城、杜庄栅，[47与《夏侯昇墓志》所言我军（忠武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之记载基本相符。而《夏侯昇墓志》记载此次战役中有支度供军，转输未继的情况，涉及到唐代中后期藩镇军队出界作战的军需供馈问题，有必要再作申述。

    中唐以后，唐朝供军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前期中央的统筹统支之法难以维持，改为军费由中央、藩镇、州府分级供给。在此体制下，诸道军队只有在唐政府征调出界时，才由度支供给出界粮，平日由本道于留使、留州钱内方圆自筹，史载：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48此次战役由中央政府征调数道军队讨击淄青李师道，故诸道行营军费应由唐政府供给，按照一般惯例，唐朝要专门委派粮料使，此次诸道出兵讨伐由谁任粮料使《夏侯昇墓志》未记。检《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记：元和十三年七月，上藉钱谷吏以集财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可知王遂充任的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正是负责此役的军粮供给。而《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记王遂在元和十四年三月罢兵时任职为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二说稍有差异，是否王遂由粮料使转任供军使，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不管王遂是诸军行营粮料使，还是诸军行营供军使，他的职责都是负责供给四面行营诸军出界粮。

    虽然唐朝设有专门供军机构负责军饷供应，仍然出现了前线供馈不继的情况。据唐人裴镨撰《唐韦应墓志铭》：元和末，天兵临东平，徐帅以全师从，将克而馈不及，师悬而老，惧有变。主兵食者表公知武宁供军院，授监察御史里行。驰传而往，至而馈不乏，既克东平。[49此处所言之东平即淄青节度使理所郓州。[50因为徐州武宁军也是讨伐淄青李师道的行营之一，故此言徐帅以全师出与史传所记一致，上引《韦应墓志》还特别记录了战役中的新情况，即唐军将克而馈不及的情况，值得一提。志文中所言之主兵食者应该就是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王遂，据此可知，正是王遂表奏志主韦应知武宁供军院，也正是在韦应的努力下供军院才做到了武宁军的供馈不乏。事实上，中唐以后的历次大战役多有设立供军院负责供输出界作战的军饷，主要是供给行营诸军出界粮。[51此次用兵也不例外，既有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王遂，也有知武宁供军院韦应，据情推测，参与此次作战的行营都可能设立供军院。凑巧，此次战役中供馈不及的情况也在《夏侯昇墓志》有所反映，在支度供军，转输未继之时，忠武军行营之供输由夏侯昇临危受命，而所谓的奔千轮，走万蹄，逾出渡水，晦明不息，也只是协助供军院运输军资。其供军物质应该仍然出自供军院，并不是出自本道，因为忠武军行营也是出界作战，同样要由中央供给出界粮，即史载之诸道行营出其境者，粮料皆仰给度支，谓之食出界粮。[52但此次出界作战，供军院究竟供给武宁军和忠武军军费各是多少，已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此次战役唐政府所投入的总军费却留存下来，《旧唐书》卷一六二《王遂传》：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初，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53此次讨伐从元和十三年七月始，到十四年三月罢兵，前后共八个月，本来此次讨伐淄青李师道的军费预算是每年三百万石，每月就是25万石，结果只用了八个月就平定叛乱，用去200万石（包括诸道行营归还之时的宴劳和赏赐费[54），还有100万石的羡余，这也是王遂进羡余百万的来源。从而可知，此次战役共用去200万石军粮，也就是所谓的诸道行营出界粮合计之数，均由粮料使或供军使主持的供军院供给。

    综上所述，虽然唐代藩镇军费供给制度全貌未见史传明确记载，但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相互质证，其基本原则仍然有迹可循。尽管诸道供军细则因时因地常有变化，但因为都处在唐政府多级供军体制下，其供军制度又经常表现出相互取则的现象。故唐《夏侯昇墓志》所记徐州武宁军的供军措施是了解中唐以后藩镇军费问题的重要线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分三个时期分析了唐代财政制度演变对藩镇财政收入的影响，特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