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章 姐这一生值了 (第3/3页)

动，看能不能保你没事。如果活动不下来，将来我也到加拿大去。”

    曾丽丽紧紧地抱了抱吴天彪，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当纪委的办案人员来找曾丽丽的时候，却发现单位和家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问吴天彪，吴天彪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了曾丽丽了，他也不知道曾丽丽现在去哪里了。真的，现在他真的不知道她到了哪里。

    这天晚上，吴天彪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曾丽丽打来的，说她人已经到了香港。她还给吴天彪一个手机卡号和一个银行卡号。

    吴天彪说：“姐，你要抓紧时间出去。这几天纪检会的人*的很急。听朋友讲，他们再找不到你，就会通过公安方面发布通缉令了。如果通缉令下来，想走就难了。”

    曾丽丽说：“好的，我马上就走。这张银行卡是全球通用的，近斯你如果在资金上能周转的开的话，就往这里打上200万。”

    吴天彪说：“姐，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

    在中国，贪官和企业高管携款出逃的事件屡见不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

    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司法体系的国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在贪官当中，像曾丽丽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根本排不上名次。不过她是商业银行的行长，因为平时是和钱打交道的，因此，她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那些高官们。

    出逃的最大官员当属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了。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另外，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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