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章 小雀儿 (第2/3页)

累倒在教台上的事件，频频的发生罢。

    为此，他可是求助了美国与德国方面，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发动了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教育援助。

    小雀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国的，她也成为了广大回国支教的华侨青年大军中的一员。

    由于她的出现，曾经的东三省总督府，多了不少她的仰慕者，使得位于总督府的奉天小学与奉天中学成为了东北教师配备最为到位的学校。

    她可是奉天中学一朵花，人见人夸。

    如今这朵花，穿着合身的教师裙，挺括的毛呢大衣，像模像样的装淑女呢。

    要是她的追求者们知道她其实并不是淑女，而是个小恶魔，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吐血。

    想当年，李安生可是没少在牙尖嘴利的小雀儿身上吃尽了苦头。

    每次小雀儿见到李安生都要狠狠的挖苦讽刺一番，似乎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李安生水涨船高位高权重而有所收敛。

    在她的心目中，李安生永远是那个被她们从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一个傻瓜蛋加倒霉蛋，永远都是那个有些愣头愣脑的李二愣。

    李安生是怕她怕的要命，这小丫头片子的嘴，可真真是要命，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能娶上她。

    小雀儿忽然优雅的打了两个喷嚏，用手绢轻轻掩着口鼻，引来一阵的关注。

    哼，哪个不要命的在背后说姑娘我的坏话？

    小雀儿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心里却恨恨的想着，牙齿磨了磨，乖乖，真要命。

    要是追求她的那帮年轻俊彦们知道此刻小雀儿心中所想，只怕要下巴都掉到地上。

    追求小雀儿的年轻俊彦之中，自然也有附炎趋势之辈，谁不想借着小雀儿的关系，成为李安生的近人。

    谁都知道，李安生很念旧，对春桃、林虎、洪老六等一干旧人很是照顾，对小雀儿这个义妹也是无比宠爱。

    要是能够娶上小雀儿，简直就是一步登天，故而，无数富商大贾，世家大族纷纷鼓动子侄前来追求小雀儿。

    对于这些投机倒把之人，跟苍蝇一般，很让小雀儿心烦，每天都让她厌烦透了。

    偏偏她姐姐春桃还逼着她，常在她耳边念叨，耳提面命，要让她装淑女。

    哼，淑女，什么时候把本小姐惹恼了，让你们好看。

    她恨恨的咬着牙，眼神却越发的温柔妩媚起来，这个小魔星，简直就是个头上长角的。

    不过，她心中倒是有一个人，让她觉得与众不同，念念不忘。

    那个家伙，是个很有趣的人呢，跟安生大哥一样，一样很有趣。

    她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影子，瘦瘦弱弱，很文静的样子，却是个战功累累的战地英雄。

    安生大哥叫他小广西，其实他叫做曹伟，他总是腼腆的笑着，但是却有情有义，血性刚直。

    她也听说了当初小广西在广西闹兵变时的故事，结果小广西以待罪之身，给发配到了外东北，如今又调回来，到了奉天教导师之中。

    她特别喜欢去稿军时，看到小广西那副迷迷糊糊却头脑无比精明的样子。

    这个坏家伙，哼，居然每次去都躲得远远的，下次让本姑娘抓到，有你好看。

    她哪里知道，小广西曹伟早已经识破了她的真面目，这个外表淑女其实小魔星的**女，每次见到她都是逃得远远的，有多远就逃多远。

    小雀儿使小性子，搬出李安生来吓唬蓝天蔚都没用，免谈。

    这次慈善活动很正式，这是因为有教会的人参加。

    中华民国崇尚信仰自由，也允许外国教会的自由传教。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二十四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教堂、医院，遂使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和侵略活动有了牢靠的据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遂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护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内地城乡，建设教堂会所，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扬言:“准备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个别人在传播西方文化、增进中外联系上，做了些有益于中国的好事；多数人是信仰虔诚、但深受殖民主义和宗教神学影响，企图用基督教、天主教来“挽救”“异端横行”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服务；更有一部分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以征服者自居，并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充当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急先锋。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居民的不断流动性分不开，这包括地域上的流动和社会层次上的流动。【全文字阅读.】西部广大的廉价土地为美国提供了流动环境，人们来去匆匆，皆为利益驱动。

    在美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持续下去。

    虽然李安生并不认同美国的有些政治与经济特色，但是并不妨碍他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东北推广农业社会促成中产阶级。

    让他惊讶的是，中华民国同样没有户籍限制，好像连袁世凯等人脑子里都没有这个概念，跟他们说户籍制度，他们说不定还听不懂，他们不是一国的。

    李安生很伤脑筋，后世的户籍制度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不过，究其历史，他才发现，原来户籍制度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深入人心，习惯成自然，成为了骨子里的东西。

    户籍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一是管理制度。

    户籍登记，商朝时期就有，这倒是很正常。

    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则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一个极为不公正的制度。

    户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谓“合法”即政府将其编入户口册簿，视为一地正式居民。他们既承担国家赋役，又可享受让子女参加科考等权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等。

    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

    汉承秦制，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大概，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就出现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开始了这个苛政，这是个源头。

    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

    在农业社会，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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