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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

    《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内三院”条。中华书局90

    年版。

    2

    《大清会典事例》卷0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0。

    《清史稿》卷4，《职官》。

    2

    《大清会典事例》卷048。

    3

    《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2，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局，应用纂修官等人数，一般由大学士等斟酌议定，奏请皇帝批准后实行，其所修之书刊刻告竣，即奏请撤销该书馆。但也有常设之馆局，即所谓“内廷三馆”。

    一为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康熙十九年（80）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729）改名为修书处，其职责为“掌缮刻装潢各馆书籍及宫殿陈设书籍之事”。该处实际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负责“监刊书籍”工作，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负责“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国史馆（属翰林院）。首开国史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90），从山东道御史徐树谷之清“纂修三朝国史”2。康熙四十五年（70），谕修国史诸臣传，乾隆九年（744），又命续修国史。以上几次均为告竣则停馆。至乾隆三十年（75）十月，命重修国史列传而开国史馆后，国史馆成为常设3。

    国史馆设总裁官，“掌修国史”；下设提调，“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总纂、纂修“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掌分司校勘之事”4。又特定国史体例为本纪、传、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国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传（合称《满汉名臣传》）外，皆无刻本，而且不准人们传抄，直至民国初期

    《大清会典事例》卷049。

    2

    据《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统计。

    《清朝通志》卷。

    2

    《清圣祖实录》卷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3

    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

    页。

    4

    《清会典》卷70《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5。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2。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3。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70）始设4，五十七年（78）裁并归内阁5，雍正元年（723）复置，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7，“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8。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9。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730），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2。

    5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

    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2

    《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7

    页。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9。《大清会典事例》卷049。4

    雍正《会典》卷55；《清史稿》卷5。

    5

    《大清会典事例》卷055，《皇朝词林典故》卷7，《清史稿》卷5。

    《清史稿》卷5，《皇朝词林典故》卷7。

    7

    《清史稿》卷5。

    8

    《大清会典》卷70《起居注馆》。

    9

    《宗人府则例》卷首。

    《大清会典事例》卷5《内阁职掌》。

    2

    《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7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0

    卷）原有崇德元年（3）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8）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4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8）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

    卷）。雍正九年（73）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8）所纂《平定三逆方略》（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

    卷）和《钦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

    页。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2。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3。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7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

    卷），修成《广群芳谱》（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7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0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72）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0000

    卷，分为

    编32

    典，

    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7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7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

    卷）、《曲谱》（4

    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

    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4

    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

    《执中成宪·序》3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3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

    卷）、《八旗则例》（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94

    卷），五十三年（788）纂《军需则例》（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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