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绝望 (第2/3页)

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服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于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桃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兔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金事这一个官几例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合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国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叉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邮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③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藏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结尾蹦：“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刊”③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燃而我只有‘杂感’而已。”②一种庸感自己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１０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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