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 (第2/3页)

近旁树上，或专门搭盖的小木屋内。迁徙流动则随身携带，禁止妇女接近触摸。

    鄂温克和鄂伦春人的熊神偶像，是熊崽皮缝的雄雌一对；鱼神偶像是松木雕的，也是雄雌各一；蛇神偶像是用铁片剪成的，等等。鄂温克人的氏族祖神像，是在一块蓝布上左右各绘月、日，中间剪贴两小块灰鼠皮，下绘五个金色女子和四个银色男人像，其下绘两条相对的龙。每户各供自己的家族祖神“舍卧克”。同一个氏族的祖神形象基本相同，夫妻各自供奉自己的祖神。氏族祖神比家族祖神尊贵。

    【祭祷禳袚仪式】

    奥来那楞

    萨满教传统的隆重祭祖仪典，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参与祈祷人畜平安、农牧丰收。氏族新萨满领神仪式亦常同时举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多于春季举行，又称“四月会”。届时众人携带牛羊、兽肉、粮食和酒前往参加连续数日的聚会。

    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林区鄂温克人举行祭祖议典时，将祖神偶像挂于树梢，东、西两侧分别挂日、月和大雁、布谷鸟等木制模型各一个，树间皮绳上悬挂驯鹿或犴等兽头、喉、舌、心、肺、肾脏以及四肢和尾巴，兽头朝向祖神；禁用他们认为不祥的四爪兽供祭。祭祀场所附近的树干涂抹兽血。草原的鄂温克人常于农历八月聚会。场地装饰如林区景象，祭品丰盛。聚会期间纵情歌舞、赛马、摔跤，交结情侣。萨满们穿戴神衣、面具，到各户跳神念经表示驱邪纳吉，各家主人向他们泼酸奶讨吉利。达斡尔人在聚会的第三天举行“库热”仪式，届时萨满将本氏族男女老幼集中在一处，绕以皮绳，三次将皮绳收紧又再放松，若质绳长度每次都有所增加，即认为是人丁兴旺的预兆；众人从绳下钻出，可免灾祸。当夜，萨满模仿飞禽的动作和鸣叫，举行吃血仪式，并将牛羊血抹在众神偶像嘴上，以求福佑。

    求“乌麦”

    为婴儿抓回灵魂的仪式。在古突厥语中，乌表一词含胎盘之意，雅库特人认为它是一种吉祥的小鸟，供奉鸟麦能使人丁兴旺。额尔古纳河鄂温克人小孩患重病，认为病儿灵魂去另一世界了，须以驯鹿、犴为祭品，请萨满举行求乌麦仪式，抓回灵魂。夜间跳神前，杀一黑色驯鹿作萨满去寻魂的乘骑。跳神后，帐篷内熄灯灭火，萨满在黑暗中作往返奔跑寻找状，然后再点灯察看萨满的鼓面，如有小孩头发，意即病儿灵魂己被找回，父母即抢取头发，用洁净的布包好夹在腋下或垫于臀部，不让它飞掉。次日再杀一白色驯鹿祭祖神玛鲁。他们将象征小孩灵魂的乌麦用木头刻制成小雀形，同玛鲁神像一起缝在小孩衣服背后以求安吉。"

    送魂

    鄂伦春和鄂温克人丧葬时，多举行萨满送魂仪式，即扎一草人，系上多根细线，身着孝服的死者子女或其他亲人各牵一线，萨满也握一线念咒祷告，请死者勿恋家人旧地，赶快离去。然后用神棒将线—一打断，尽力将草人远抛，认为死者灵魂就随之远去。尸体入棺后，放在山林风葬，或土葬。赫哲族下葬送魂时，做个穿衣服的小木人，代表死者，点香烧纸上供，或请萨满跳神，用酒肉招待亲友三天。第三天由萨满射箭三支，为亡灵指示去阴间的方向。

    祈求猎物

    鄂温克、鄂伦春猎人每遇出猎不利，常举行这类仪式，即用柳条编制鹿、犴的模型，置于平常供奉神像的位置上，以弓箭或卸掉弹头的猎枪向模型射击，在场的氏族或家族成员纷纷说：打中了！打中了！猎人随即佯装剥皮掏取内脏，放在棚架上祭祀。或于夜间，在猎场上置一空锅，猎人们对月叩祷，次日清晨察看锅内有何种兽毛，就认为可能狩获何种野兽。冬季难以猎获经济价值较高的细毛兽时，便请萨满祈求吉卧克神赐予好运

    求雨和止雨

    林区鄂温克人将打死的啄木鸟放在水上，鸟嘴朝上张开，然后挂置树上，认为可以得雨。取松树条穗，倒绑在细木杆上，再将薄木片一端穿孔系上绳线，用手快速摇转，发出风声，认为可以吹散乌云，止雨放晴。

    咒术与法术

    据传，草原鄂温克人只须知道仇人或盗贼的姓名和年龄，便可请萨满来念咒，并用油面做个正三角形“查格多勒”放在红木盘上，在不被对方发觉时，向被咒诅者方向扔去，认为施以这样的巫术（扎特哈），便可使对方遭到不幸。如对方察觉，也可用同样方式报复。传说有些萨满在跳神驱鬼时，还常卖弄“法术”，如赤脚在炭火或钢刀上行走，舌舔烧红的烙铁、丢火喷焰，或割破自己唇舌，把鲜血喷到病人脸上等。

    占卜

    在信奉萨满教诸民族中颇为盛行，方式繁多。有枪卜、骨卜、筷卜等，辉索木地区鄂温克人还有“笊篱姑姑”卜，主要卜问患病者触犯何种神灵和吉凶休咎等。

    跳神

    萨满中的跳神，跳神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为人治病；其二，教新萨满；其三，举行祭神仪式。萨满为人治病的跳神仪式是这样的：傍晚，在患者居住的“仙仁柱”中，人们围坐在周围，在跳神前点燃一种木本植物，发出香气，净化污浊空气，以便神灵能够到来。

    届时，萨满身穿神衣，头戴神帽，左手持鼓，右手拿槌，盘腿坐在西北角的“塔了兰”的专门位置上，病人坐在东南位置上。萨满在请神前，双眼半睁半闭，打几个哈欠后，开始击鼓，然后起身，边击鼓，边跳跃，边吟唱，音调极其深沉。萨满唱一句，“扎列”（二神）和参加跳神仪式的人们伴随着合唱。鼓声渐紧萨满下巴哆嗦，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双目紧闭，周身摇晃，表现出神灵附体时的痛苦情状。这时有人拿出一团烧红的火炭，放在萨满脚前，为神引路。萨满鼓声突停，混身大抖，这是神已附体的表现。这时附体的是祖先神，借萨满之口询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扎列”及病人亲属代答：“因某人患病，惊动祖先来给看病。”这时萨满再击鼓吟唱，通过逐一恭请诸神，探寻病人冲犯哪位神。萨满提到一位神的名字，病人不由地颤抖起来，则认为是此神在作祟病人；有时作祟之神借萨满之口，自认是他所为，要求供祭某种牺牲，患者家属赶紧应允，答应病好后就还愿。有的萨满看病人的病情严重，就让病人裸体躺在床上，向其身喷开水，叫“阿尔沁达兰”。如果认为危重病人的灵魂被恶神掠去，萨满要借助祖先神的力量，于想象中远征沙场，与恶鬼搏斗，把患者的灵魂夺回来，病人方能得救。萨满跳神时间长短不一，视病人症状轻重，短则半小时，长则1～2个晚上。有的萨满斗不过凶神恶煞，嘱咐另请其他萨满来跳神。

    【萨满音乐观支配下的乐器作用及其影响】

    在萨满教庞大、驳杂的信仰体系中，是否有被理论家们称作“音乐”的概念？我曾在对萨满的采访中多次做过实验性的探讨。结果证明，在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较少受现代艺术影响的萨满的观念中，几乎没有一个明晰的、能够被我们称作“音乐”的东西。采访者不能向萨满发出“你能演奏少种节奏”之类的询问，只能说“你会打多少花样”；然后再在记录下的“花样”中去寻找被你称为“节奏”的东西。否则，不是你把萨满搞糊涂了，就是你被萨满弄得懵懵懂懂。在一次采访中，一个机灵的萨满似乎领悟了我所说的“节奏”，卖力地给我演奏了“十几种”所谓“节奏”。然而，除了他那紧闭双目却极富表情的面庞不断变化之外，我却始终没有明白这些几乎千篇一律的音响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而当我为了更清楚地记录一段神歌，要求他不必打鼓说说“歌词”就行的时候,他竟茫然不知所措，象个背不出课文的小学生一样。刚才在鼓声中载歌载舞、倒背如流的样子，荡然无存。我们所寻求的各种“节奏”，是萨满那些不同的“花样”；但是，二者却不是一个内涵完全等同的概念“花样”里包含着更复杂、更丰富的东西，它似乎只有与表演方面的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施行。向萨满单纯索要“歌词”，也是荒唐之举没有舞和乐的“歌词”是难以在萨满那里产生出来的。也许能有一个年轻的“萨满”会向你提供一些“歌词”，那多半是些为骗取你的钱财而“创作”的作品。

    于是，我们似乎得到这样一个忠告：对萨满教这种超越时空(历史、地域、社会发展阶段)的跨文化，不能完全运用即定的分类逻辑去分析它；而应当强调综合性的、整体式的研究。即使在一些具体的项目研究上，也应如此。在与萨满的接触中，你不能象钢琴师带着音叉在悉尼大剧院为帕瓦洛蒂调音一样，除了琴弦的振动以外可以对舞台上的其它一切置若罔闻。而要象旅行家到法兰西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把自己置身于神秘的宗教氛围之中，对那个具有独特建筑风格、传奇般的历史杰作，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察即从对文化事项的整体观照中，去发现和阐释萨满音乐的独特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

    以艺术形态而观之，萨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

    以文化形态而观之，萨满音乐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

    在萨满那里，音乐明显地不是什么独立于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艺术”样式，它就是生活本身。在这种音乐观支配下的萨满跳神音乐，是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神鼓和腰铃则是萨满使用这种语言的专用工具。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使萨满音乐屡遭劫难而未灭绝。不难看出，萨满的音乐观与萨满文化圈以外的音乐观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人们不要期望以自己生活其中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分析和评价它能够奏效；就如同欧洲人不能用自己使用刀叉进餐的习惯试图去解释、或者矫正中国和日本人使用筷子吃饭的风俗一样。刀叉与筷子虽然都是相同功用的餐具，却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神鼓和腰铃做为满洲萨满跳神的代表性乐器，在萨满的手中只是个通神的祭器。忽略了这一点，它那变幻莫测、简朴粗犷而又充满野性的音响，便失去了慑人魂魄的魅力和威力。所以，我们应当看看它做为通神祭器所表达的意念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人神沟通的媒介

    由于宗教活动需要，音乐是否悦耳，似乎不是萨满的追求。宏大而嘈杂的鼓、铃之声几乎占据了萨满音乐的全部。因而，满洲萨满跳神的旋律形态并不发达，而鼓乐却极其丰富，在整个跳神仪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概是先民们十分相信鼓语通神的作用吧。如前所述，在萨满那里神鼓并不是音乐词典里的乐器，而是与神沟通的语言工具和渠道。没有鼓，就不可能与神搭言；没有鼓，便不能降神；更不能获得神启，萨满也就完成不了人神之间的沟通。

    (二)人格转换的氛围

    萨满行跳神礼，要经过由人到神，又由神还原为人的人格转换过程。即：请神神灵附体代神立言还原。神灵附体时，萨满进入颠狂状。此时，铃、鼓大作，节奏骤紧，制造出神秘、空幻，使人神情迷离的氛围和非人间的情境。在这种氛围中，似乎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情绪在萨满心中跃动并统摄整个身心，一股汹涌的心潮迫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天界升腾……萨满的这种心理体验，并非个人独享，而是伴着鼓、铃、歌、舞爆发出来。他代神立言，宣启神谕，再由辅祭者(栽立子)解释给他人，实现了由个人体验向社会群体体验的转化。

    (三)人妖战斗的武器

    “鼓声如雷”，反映了萨满视鼓鸣为雷声的意念。C.B.伊万诺夫也认为：“在许多黑龙江流域民族那里边，击打萨满神鼓都具有类似的意义”，并认为“神鼓的这种意义是最古老的解释之一”(28)。的确，以鼓为雷的意念在我国古文献中早就有了详尽的记述：“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29)。而古字“雷”，亦即此“连鼓”状(30)。实际上，在满洲人那里，神鼓及其鼓语所表达的东西并非仅限于此。它应当能够“模拟”各种帮助他趋魔逐妖的辅助神的声音(虎啸、豹吼、野猪嚎叫等)。特别是腰铃的加入，金属撞击的声音与震耳欲聋的鼓声配合，给萨满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无比的力量。所以，当萨满发现他要寻觅的妖魔鬼怪时，便更加猛烈地击打神鼓和疯狂地摆动腰铃，以惊吓和驱赶他的对手。

    神鼓和腰铃的通神作用，不仅为萨满及其信徒笃信不疑，而且对北方与其杂处或相邻的汉族和蒙古族也有深刻的影响。

    专司治病疗邪之职的汉族“跳大神”和蒙古族“跳博”，便直接袭用了满洲萨满跳神的神鼓和腰铃。而为祭祀所用的“单鼓”(因使用单鼓这件乐器而得名，民间俗称“烧香”)和一直流传在河北、京郊一带的“太平鼓”，虽已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演化，却仍然相信神鼓和腰铃的通神作用或将其做为一种神力的象征而沿用至今。

    在“单鼓”活动中，“鼓与腰铃并用”依然是其在乐器使用上的基本特征。神将(与满洲的萨满相类)使用神鼓和腰铃请神、颂神、送神，驱魔逐妖。他虽然不象萨满那样需要神灵附体，但在“跑亡魂圈子”(上天界)和“跑天门圈子”(下地狱)时，由于使用了神鼓和腰铃，其激烈、迷乱之状并不亚于萨满的颠狂。“单鼓”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汉族和汉军旗人中流传甚广，其脱胎于满洲萨满跳神的痕迹至今仍然依稀可辨。二者在形式上最大的联系，莫过于鼓与腰铃并用这一显著特征。对此，笔者已在拙著《单鼓音乐研究》(31)中论及，故不赘述。

    在“太平鼓”活动中，唯一的乐器便是单鼓。它是由辽东而辽西，跨过长城进入河北，又逐渐传入京畿的。满洲人两次入主中原，必然会在这条入关的通道上留下萨满教的影响。但是萨满教离开了孕育它成长的深山老林、江河大泽以及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在远离满洲聚居地，特别是在城市里似乎难以施展它的威风。所以，在关内广大汉族地区，萨满跳神在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的冲击和佛、道的重重包围下已黯然失色，并未盛行。然而，萨满手中那面充满神秘灵光的神鼓，却风韵犹存。至今，在华北大地和京郊仍然余音不止，成为当地妇孺皆好的民间鼓舞。多在正月农闲期间行其事，并相沿成俗。与萨满跳神和单鼓(烧香)活动相比，太平鼓活动除了在形式上保留了一面神鼓外，与祭祀活动已经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了。但是，艺人们潜意识中的神鼓保平安祈盼太平的意念依然是太平鼓活动至今绵延不绝的动力源。

    著名美学家M.卡冈曾说：“艺术价值可能做为具有对人产生艺术影响的唯一功能而被创造出来，也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功利价值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32)。毫无疑问，萨满乐舞的艺术价值是出于功利目的而产生，并直接服务和服从于氏族的祭祀与治疗活动仪式的需要，做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加以利用的。因而，萨满手中的神鼓和腰铃，与专业演奏家手中的乐器，其意义和作用及其音乐观，是难以比拟的。在萨满那里，神鼓和腰铃是通神的。它们既能在祭祀神事中显其灵，又能在娱乐风俗活动中致其用。

    【萨满教在现代文化中的复兴】

    延续大地灵性和个体意识转换与成长的主题，对现代人来说更古老、更神秘的萨满教（Shamani**）也开始走入了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灵性修行，视自然为灵性和疗愈的源泉，萨满教并不曾在人类历史上消失过，然而，萨满教有意识地被更广泛采用却是发生在当代的事。萨满教在现代生活中复兴的原因如：

    （一）萨满之道主要在于强调与自然力量和谐相处，而非在于追求彼岸世界；

    （二）萨满师可能在野外实行萨满仪式，但仍会回到社会上，过同一般人一样的社会生活；

    （三）现代的健全观点重视身、心、灵三者同时健康，与萨满的生命观和疗愈观相通。就灵性面向而言，异教或萨满教的复兴乃基于人类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欲望。二十世纪六○年代之后，人们对自我灵性（Self-spirituality）的兴趣陡然大增，PaulHeelas说明，自我灵性的意义在于其假设自我是神圣的，而自我实现即在于发现自我灵性。（Heelas1996:2）NevillDrury认为，萨满教是最原初的自我实现方式，他说：「萨满技术为我们每个人打开可能性，可以去发现我们自己内在的神话，去探索我们自己内在的超个人原型，去寻觅我们自己的梦境。」除此之外，萨满教复兴的原因还包括了（四）人们对非机构化的宗教或灵性的渴求；及（五）环境运动等等。人类学家PiersVitebsky（1995）称这种时代性的萨满教为新萨满教（neo-shamani**），新萨满教的体验从轻微的意识转变到深度的出神都包括在内，超过了传统萨满教的定义，相对于传统的萨满教，新萨满教可称之为类萨满（Pseudo-shamani**）。

    力量（power）是萨满教的核心概念（尤其是在疗愈观念上），然而，在权力宰制的现代脉络下，新萨满教特别澄清了力量的概念。新萨满MikaAmaru表示，「我们容许了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如此的微小，感觉到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任何贩卖力量这个概念的热切客户。」在现代社会中，一般所说的力量由外在条件所形成，个体本身的力量必须外求，力量的展现也常被视为是对他者的操控能力，这种力量属于一种制约的智性无意识，导致了如Amaru所说的「我们容许了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如此的微小」。JoanthanHorwitz澄清，「萨满的力量不是权力（might），而是能量（energy）。」HowardCharing则称力量为生命力（life-force）。能量或生命力隐喻的是力量的遍在性，遍在性意谓生命本来面目的实在本质，我们可以说，揭露生命的实在本质就是回归生存本身，就萨满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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