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徒是非 (第2/3页)

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他仍信奉作家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更被人张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说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旧两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oo4年终于出版了omarkhayya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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