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中篡改的历史（一） (第3/3页)

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10月8日，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同；3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央。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代表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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