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面备战（1） (第3/3页)

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民国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在文艺宣传上也强化为抗战准备。1933年通过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强调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者；激励民族意识者”，不得评奖。当然，在李义的强调下，早在上海“一.二八”就开始了文物迁运的准备。为抢救国宝，延存国命，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行政院核准主持文物南迁，在1933年先后五批分运京沪。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寇祸华深急。民族危机，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加上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蒋抗日”直至“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逐步调整“安内攘外”的方针，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时，他曾私下向人透露：“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作抗日运动。”日本参谋部人员向上司报告时也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在具体施行上，国民政府更加紧对军人和学生的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所拟《军事时期全国学校动员准备概要》及有关文件，也提出了学校应作随时迁移之准备的要求。文化事业以唤起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积极人生为主要目标，构筑精神国防。面对先进、强大的日本军队，大力宣传全民族要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提出要以国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党历史与国民革命精神来教育国民，对抗喧嚣尘上的疯狂武士道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是一个渐进过程：“济南惨案”后开始酝酿，“九一八事变”后循次启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展开。

    在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教育的引导下，结合1928年以来的日军暴行，抗战教育，功效斐然。成功地让中国各阶层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和凶残本性。认识到抗日战争乃是事关我民族生存、亡国灭种的巨大事业，值得全民族为之杀身成仁，抛头颅、撒热血！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从精神上、文化上、人才上、干部上以及坚忍耐久承受力上做了彻底的准备！

    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乃是卫家国、求生存的正义战争。而日本人的侵略是以掠夺、奴役为目的的强盗行径，其不正义性注定了其失道寡助，必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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