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土豪劣绅产生原因 (第3/3页)

“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下面列举的几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的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表1－3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动态表930年

    姓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及经历备考

    何子贞中学毕业大专肄业曾任小学教师、县公安局长、警察队长、国民党党员劣绅

    何学才收租几十石，承包牛岗税曾任县衙刑房书吏、堪舆劣绅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县保卫团总劣绅

    潘明征收租一万石，财产总值三十万元做过县财政课长、县保卫团总、县长、县党部委员全县豪绅领袖

    刘土垣中学毕业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县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动，在县里没有权

    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收租四百石曾任县教育局长、工程师、国民党员新寻派领袖

    黄甲奎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教员、国民党员新寻派分子

    何挺拔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胡镜如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县政府科员土霸

    潘明典前清拔贡收租一百多石做过县知事、县教育局长等“寻乌五虎将”之一，很规矩

    赖鹏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与外事

    汪子渊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劣绅

    罗佩慈收租二百石做过县长豪绅

    陈吐凤前清秀才收租二百多石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

    邝太澜前清秀才“寻乌五虎将”之一

    彭子径前清秀才收租三百石清末做过县衙巡检，民初曾任县财政局事务员“寻乌五虎将”之一

    易颂周前清秀才收租二百石劣绅

    钟咏柳留日出身收租二百石曾任武穴警察局长、本县实业局长反动首领

    钟星奎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谢肇凡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县府秘书新寻派分子

    资料来源：毛z寻乌调查”，毛z文集第1卷，第171－1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表所列江西寻乌20位权势人物，大致可分为新旧两代：由前清拔贡、附生、秀才组成的旧士绅和新式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士绅。据毛z调查，当时该县尚有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但这些人大多已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显然他们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秀才出身的“寻乌五虎将”已经倒台，已由中学毕业的一批“新寻派”取而代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旧两代递嬗之际。当时，寻乌县共有大学生30人，中学生500人，小学生1300人。大学生多数侨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寻乌当地称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学毕业生。

    从经济状况观之，这些人多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为权势人物。大中地主中相当一部分不问外事，被当地人称作不中用的“山老鼠”。从表列20人的职业及经历观之，多数曾出任过县一级公职，纯粹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很难进入士绅行列。这一点仍和科举时代相同，即以参与地方公事为前提，用寻乌人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人“能到衙门话事”。20人中，只有一人被认为“很规矩”，两人一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动首领”的却有八人之多。

    三民国时期鄂西七县十二位地方权势人物

    表1－4民国时期鄂西十二位权势人物动态表

    姓名籍贯生年家庭及父辈职业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权势资源备考

    张文和建始1900世代经营糖食业，姑父为老绅士中学毕业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三四十年代，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四人号称建始县“四大天

    范煦如建始1905经营土布生意，世有土地私塾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自卫大队长、区长、县银行董事长、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王”，把持了整个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并在地

    徐海如建始1907大地主，伯父是秀才教会学校办教育兼营商业小学校长、县民众教馆馆长、县议员、县党部书记长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把持乡政，走私贩毒，同时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罗裕民建始1896开中药铺，小有土地略识文字经商，办硫磺厂汉流大爷，县自卫大队长、县参议员、县党部执委各级民意机关。

    王献谷恩施1893父、叔父均为前清廪生，县商会会长私塾经商、返运鸦片汉流首领、县商团副团长、商会主席等父辈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权绅，本人贩卖鸦片致富，先攀附军阀，后加入国民党。权势年限为20－40年代

    傅卫凤恩施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团丁出身团防队队长、团总、三县边防联防总指挥、辖区百里、为恩施“团阀”之一拥枪割据，在其势力范围内独断专行，但也为地方办过一些有益的事，如兴办学校、创办邮政等，权势年限为1925－1942年

    冉作霖利川1890父为清末拔贡，公正士绅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团总、民团大队长、自卫大队长、是利川有名的“团阀”在利川称霸一方，其权势年限为1917－1941年

    陈铸九巴东1894家境寒微略识文字，学过道士，当过苦力保董、区联防团首领、保卫团中队长、区长、县参议会副议长，为巴东“团阀”中首屈一霸用钱贿买保董职务起家，其后参与剿共而步步高升，权势年限为1923－1948年

    谭孔耀巴东1886土财主不习文墨地主区保卫团团总、区联防团大队长、巴东“团阀”之一独霸一方，鱼肉百姓，于1936年被国民党军委会武汉行辕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30年

    向卓安来凤1890祖辈务农目不识丁作土匪起家拥枪自雄，是来凤有名的“团阀”1933年一度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通缉拿办，后以剿共有功，接受收编，被委为来凤县壮丁总队附，1940年被湖北省政府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40年

    杨芝香咸丰1884家境清贫私塾设蒙馆教书，后办团练，御匪保民出任咸东联防主任、县长等职基本上属于地方自治型的“团阀”

    侯唯一宣恩1891家境贫寒私塾跑江湖、玩汉流汉流大爷、县常备中队长地方小“团阀”，其权势年限为1923－1940年

    资料来源：根据鄂西文史资料1987年第5期所载资料整理而成

    上表所列民国时期鄂西7县12位地方权势人物，其出生年代为1884－1907年间，而其权势年代均在民国时期。12人中，父辈有功名者4人，无功名者8人，而本人均无协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学、小学及教会学校毕业者各1人，私塾4人，略识文字者2人，不应1人。很显然，这12人所赖以掌握地主社会支配权力的资源基础均非超人的教育和学识。

    分析12人的发迹凭藉和途径，虽然具体的表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靠的是有两种：军事的－－武力；经济的－－财力。12人中，靠武力发迹与靠财力发迹者，几乎相当。靠武力发迹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无赖、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绅家庭；靠财力发迹者，则是地主商人出身。

    就时期而分，民国前期，亦即北洋军阀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为团练、帮会汉流。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作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60以上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藉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坐标观念亦为之丕变。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其能”的怪象。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首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前表内所举来凤县团阀向卓安即为作匪起家。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的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在鄂西各县，当南京国民政府势力深入以后，“团阀”们的出路不一，有的见风转舵，主动投靠国民党，跻身于基层政权与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负隅顽抗，不服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多被国民党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摄服。

    从前表所举例证可以看出，民国后期，亦即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财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体的活动。他们在地方颇具势力，并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县政，挟制县长，下焉者垄断乡曲，把持乡政，并在地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富甲一方。他们与民国前期的“团阀有所不同的是，“团阀”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而他们则大多希望在政治上寻求出路。由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某些方面承续了清末以前的绅士角色，故他们虽然不再拥有传统功名，而时人仍以“绅士”相指称。

    但是，与清末以前的传统文人绅士相比，民国时期的“新绅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上述鄂西12位权势人物中，有的虽也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抵御过外来匪患，或抵制过军阀官僚的苛索，或为地方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兴校办学之类的公益事业，但与其劣迹恶行相比，前者多为后者所淹没。少数公正士绅反被这些有劣迹的“土豪劣绅”从地方自治领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绅”遂成为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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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土豪劣绅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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