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疯狂土改 (第2/3页)

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当场斗死16人；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总共死了190人、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斗1173户，2179人；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打、捕、斗、管制，致死122户，236人；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先后自杀了116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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