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简史 (第3/3页)

夏衍、郑君平、钱谦吾阿英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事前夏衍征得瞿秋白的同意，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进一步全面地展开各项工作，除向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提供电影剧本外，还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个影业公司中去，从而保证了进步影片的拍摄，同时，还建立左翼电影理论和评论的队伍和阵地，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了每日电影、本埠增刊电影专刊、影谭、电影新地、电影时报时报等电影副刊，创办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周刊。1933年5月，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对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时提出的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和任务，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宣传和讨论，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影片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

    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生产了不少优秀影片。狂流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开辟了中国电影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和电影反映现实斗争的光荣传统。都会的早晨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下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揭露了为富不仁者的丑恶灵魂，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春蚕将故事集中于一天一夜之间，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旧中国城市贫民的血泪生活；姊妹花；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沈西苓编导；表现工人斗争生活的香草美人和压迫；抗日题材的民族生存和肉搏；写职业妇女觉醒的脂粉市场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表现一个正直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经过生活的磨炼、战火的考验，最后参加工人阶级队伍的三个摩登女性这批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利用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由于左翼电影运动配合了中国gc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遭到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系列迫害。这些迫害手段表现在：对已经摄制、正在或准备摄制的进步、抗日题材的影片和剧本，进行严格的检查、施行强迫禁映的手段；提出并推行与中国左翼电影相对抗的制片路线，还纠合受其控制的文人，攻击与反对左翼电影运动，甚至用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追捕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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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华”被捣毁事件的发生，使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对于左翼电影运动，又使出种种扼制手段，更进一步地强化电影检查，还扩大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妄图摄制与左翼电影相抗衡的影片;又召开所谓电影座谈会，企图控制和拉拢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和创作人员，以分化进步电影的阵营等等。针对电影战线上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采取新的对策，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以个人联系方式，继续为影片公司和电影导演提供剧本，或帮助导演修改文学剧本，乃至分镜头剧本。从1934年110月，明星影片公司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间接宣传团结抗日的同仇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用一个简单线索来贯穿八个小故事片断、描写社会形形色色妇女生活的女儿经，反映船家生活的船家女以及乡愁、华山艳史、到西北去、劫后桃花等。1934年10月，夏衍在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解散后，转移到联华公司二厂任特约编剧。任光、安娥等音乐工作者也参加了联华二厂的电影音乐创作。在联华公司导演们的努力下，拍摄出了一批成功的左翼影片:反映渔民生活的渔光曲蔡楚生编导，见彩图，以现实动人的题材内容、流畅圆熟的创作技巧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公映后，连映84天之久，打破了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影片主题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揭示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受压迫、被侮辱命运的新女性，也获得舆论的好评；通过筑路工人生活，反映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愿望的大路孙瑜编导，见彩图，抗日反帝的主题十分鲜明;神女；表现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生之哀歌；表现反帝抗日的逃亡；以农村斗争为主题的凯歌；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衰为题材的时势英雄；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史的人之初等。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由于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支持，经过司徒慧敏的努力，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和集中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王莹、周伯勋、吴湄、施超、吴茵、杨霁明、吴印咸、吴蔚云等创作人员，摄制出4部优秀影片：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桃李劫;描写30年代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以及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这批影片为左翼电影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个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相互配合，关系更加密切。在音乐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的战斗作用，除聂耳、任光、安娥外，吕骥、贺绿汀等也都参加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活动，各自分别为电影谱写了乡愁里的主题歌乡愁曲、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逃亡里的自卫歌，特别是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随着影片在各地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戏剧方面，自1935年1月，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上演了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后，电影演员经常参加话剧的演出，话剧演员也更多地参加了电影的拍摄。

    1934年6月，在电影理论战线上，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以民报的电影副刊影谭为基本阵地，对黄嘉谟、刘呐鸥、穆时英等鼓吹的“软性电影”论，进行了批判、揭露和斗争。

    1936年初，在中国gc领导下，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自动解散后，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告解散。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人士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从5月起电影界人士环绕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这个口号，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即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它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电影艺术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电影，把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中。通过讨论，对以往摄制的抗日反帝影片的经验作了回顾，对在当时形势下电影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题材的范围和创作方法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讨论中指出，“国防电影”的任务，就是号召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大前提下，以电影这个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国防电影”的题材范围不仅是直接描写抗敌斗争的，也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讨论中还指出，“国防电影”应该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等等。经过这场较深入较广泛的讨论，激励了电影工作者对抗日救国及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加深了对“国防电影”的任务、题材与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gc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当时，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夜奔、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等影片。十字街头、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集体编导、王老五蔡楚生编导等影片。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由于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也拍摄了新桃花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符合国防电影精神的影片。

    广大爱国电影工作者还参加了戏剧活动，并及时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推动了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大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国gc地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波儿等爱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百灵庙一带为士兵和民众演出，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电影界救亡演剧队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干涉和阻挠苏联电影在中国国土上公映的阴谋，并揭露他们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爱国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又围绕着苏联影片阿比西尼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日本鼓吹侵华的影片新土的上映，展开了保卫苏联电影上映的斗争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对于上海租界工部局阻挠和禁止中国国防电影和国防戏剧公映、上演的行为，爱国电影、戏剧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要求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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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抗击。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抗日战争时期遂告开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gc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gc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武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制作；于伶、阿英、柯灵等电影戏剧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地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坚持“孤岛”时期爱国文艺、戏剧、电影的斗争。1938年秋，中国gc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

    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和革命根据地各自进行着性质不同的电影活动。

    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包括有gc、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电影界全国性组织。周恩来代表中国gc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推动了抗战初期的抗日动员、宣传工作，也更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戏剧工作的发展。武汉时期政治部设有三个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领导，所属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三厅领导下，阳翰笙担任该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1938年110月武汉沦陷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吴蔚云摄影、热血忠魂、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以及三集抗战特辑、二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五集电影新闻等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它正面描写了抗日战争，而不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影射的形式。八百壮士的剧本，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的真实事件编写的。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中队爱官的抗战热情，也表现出了爱国士兵群众的英雄群像；不仅表现了军队的抗日，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写出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斗争热情。影片曾受到国统区和香港及海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由南京迁芜湖再转移重庆，其间也拍摄了一批新闻纪录片，如纪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克复台儿庄、纪录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包括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胜利等战况的活跃的西线。此外，武汉时期，荷兰电影工作者i.伊文思和苏联电影工作者p.Л.卡尔曼于1938年先后来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j.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委托拍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见彩图，完成后曾在欧美各国上映。卡尔曼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内容还包括1939年5月他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一些珍贵素材。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移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进行拍片活动，编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除拍摄影片外，又发展了放映队，成立了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等。19391940年初，“中制”的故事片创作先后完成：以军民抗战为题材的保家乡、宣传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好丈夫、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反映湘北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描写附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1940，孙瑜编导，吴蔚云摄影、表现宣传队活动及赞颂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青年中国、号召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以及暴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日本间谍等8部故事片以及电影新闻、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和纪录蒙、藏、回、苗、彝等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等。中央电影摄影场在这时期也完成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孤城喋血、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和长纪录片西藏巡礼以及抗战实录、中国新闻、特写新闻等新闻片。

    与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理论研究的活跃，新人辈出，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正确反映生活、如何挖掘和开拓更广阔的题材、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各种电影理论和技巧，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理论研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们，特别是中青年创作人员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美术片及其他片种除了故事片以外，其他片种，如美术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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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片在中国各类影片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它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中国美术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的风格和特色。中国美术片不仅有一般的动画片，而且有木偶片、剪纸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些内容是最适于用美术片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的。

    建国以来，有27部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奖40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美术片已经形成了“中国动画学派”。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放映，各国报纸评论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

    由于迅速发展的电视比电影更能及时地报道新闻，新闻片不得不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纪录片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进行新闻报道的作用，必须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对某一时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要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新闻纪录片还注重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改变了过去新闻纪录片纪事不纪人，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结合文献资料，表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又表现了北京及至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哀送周总理灵车以及各地群众的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纪录中国人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反击，揭发经济犯罪、贪污浪费的极大的浪费、触目惊心以及纪录审判“四人帮”的正义的审判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和教育。而美的旋律、美的心愿、莫让年华付水流、邻里情、老北京的叙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等，都力求真实、有较深的内涵、立意清新、以情动人、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的确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两个科教片厂也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科影厂拍摄了高山植物、喜见光明、熊猫、蜜蜂王国、冠心病、中国冰川等；北京科影厂拍摄了黄鼬、古潜山油田、毛孩、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灰喜鹊、尼罗罗非鱼、崛起的第三金属──钛等。特别是拍摄了一系列纪录中国著名老画家绘画技法的影片，如中国花鸟画、李可染画牛、苦禅画鹰、浅予画舞、王雪涛的画和蒋兆和的画等，对国内外研究、爱好中国画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

    当代电影事业至80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分布已打破过于集中的现象。30多年来在建国初期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大制片厂的基础上陆续增建新厂，如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广东省建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陕西省建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四川省建立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在湖南省建立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建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影业公司，在云南建立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还建立了师生教学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都承担把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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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外国影片，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曾译制过苏联电影。1957年，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电影译制厂，到80年代为止，长影和上海电影译制厂共译制外国影片1500多部，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片，也有少量大型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中国现在每年进口影片50部，大部分是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代表性或是获重要奖励的优秀影片。这对促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影片译制工作，配有专职的导演、演员和翻译人员，配音力求保持原有风格，忠于原作，语言准确，发音口型尽量与原画面吻合，着重人物内心感情与性格的刻画。因此，译制片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外国电影界的赞赏。

    为适应影片进出口的需要，使中国影片尽快打入国际市场，建立了中国影片输出输入公司，中国影片已输出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1979年又建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开展对外合作拍片任务，先后与意大利合拍了马可波罗，与日本合拍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见彩图等，都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

    为了积累国内外的影片资料，为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借鉴，于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电影资料馆。1979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加入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进入80年代以来，资料馆先后举办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瑞典、加拿大、葡萄牙等国的电影回顾展，并在上述相应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回顾展，进行国际电影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1984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与电影学院合办了研究生部，招收电影史、电影美学、电影理论、电影剧作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此外，还经常举办观摩、讲座、学术研讨等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当代电影杂志和电影信息报。1985年，中心开办了电影函授学院，通过函授，培养了几千名业余电影剧作和电影评论队伍。

    北京电影学院自成立以来，培养了大批电影专业人材，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电影战线上的骨干。电影学院新址占地5万多平方米，设有6个系，开课70多门。为师生创作实习，还建立了青年电影制片厂，80年代以来，该厂拍摄的影片有多部在国内获奖。

    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事业在电影工业及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还先后研制成功了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但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和工业基础的限制，中国电影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段差距。

    到1985年为止，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在短短几年中，农村集镇新建影院2万多座。故事片、农业科教片在农村进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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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正式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许多有制片厂的地方，如上海、长春、广东等地分别成立了分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电影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保障艺术家的权益。协会每年组织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对上年度优秀影片、导演、演员、编剧及其他创作人员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编辑出版的大众电影每期销售量达数十万册。自1963年起，大众电影举办一年一度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由读者自由投票，选举优秀影片，并颁发百花奖。1980年，每年由文化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这3项奖对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专著和中外电影剧本及电影科技方面的书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电影有着广大市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质量，挖掘与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不断发现、培养新的电影人材，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素质，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影片的宝贵经验。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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