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藩之乱”探析 (第3/3页)

的王公和皇族的关系，却并非三藩与满清皇族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况且三藩和满清最高统治者之间还有复杂的民族关系在里面，即便相互间前期不出现矛盾和猜忌，也很难保证后来就能一直和谐下去。

    2，很难说清廷在撤藩问题上就没考虑过“杯酒释兵权”的可行性，如果行得通，清廷应该会去一试。实际上，早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去世，吴三桂去北京准备祭拜时，就担心过清廷会否乘机把他扣留的问题。为防止清廷的意外之举，三桂处心积虑，特提重兵而来。他把部队分成数股，陆续启行。他还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其前驱部队已行至北京附近，“人马塞途，居民走匿”。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惟恐出现意外之变，命三桂不必进京，在京城外“搭厂设祭”29。

    再者，较之宋初军队将领，三藩的军队多有私人武装性质，他们对军队的控制权比宋初将领要强得多。加上对清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下，满清统治者欲重演“杯酒释兵权”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基本没有可能。

    3，李著中提供的另两个方案，“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与“不急于撤，隔代解决”，笔者认为非但可操作性强，且也较容易实现。选择三藩并撤的方案，容易使他们因利益受损而走到一起，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虽然在吴三桂刚叛乱时，康熙就调整了措施，停撤耿、尚二藩，但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只是相对减小了危害。如果一开始不急于求成，采取分阶段分批次撤藩的策略，各个击破，则损害会降到最低；“隔代解决”就是等三藩第一代吴三桂和尚可喜去世，待其第二代掌权时，乘他们年轻，威望不够，再行解决。这两种方案都极有可能避免叛乱的发生，收不战而屈三藩之效。

    三、叛乱失败

    “三藩之乱”是前明旧将与清廷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站在个人立场，说它是黑吃黑、狗咬狗皆可，但站在国家及历史的高度看，它是一场叛乱与平叛、分裂与反分裂的战争。同时，这场战争也“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维护民族平等的性质,具有恢复明朝社稷、实建汉家天下的企图”30，但这并不能改变这场战争是“叛乱战争”的本质。

    对具体的战争状况，本文不过多提及，重点分析一下“三藩之乱”失败的原因。

    反清战争初期，吴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战争形势对吴军是有利的。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陕甘王辅臣的相继从叛，再加上台湾郑经出兵浙江，仅一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31。战火蔓延，连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甚至连越南、朝鲜也蠢蠢欲动，伺机反清。清廷失掉半个中国，军事上处于极端不利地位。

    吴三桂的振臂一呼，同时也点燃了汉人反抗异族统治的烈火，广大汉军和民众也参加和支持了吴三桂的行动，这在当时清官方文件中也有记述。如湖广总督蔡毓荣奏报：“闻浦圻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交通逆贼，今大兵进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32。又兵部侍郎温岱奏报：“吴三桂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33。各省特别是叛军所到之处，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连康熙也承认：吴三桂起兵以来，“各省兵民，相率背叛”34。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5。

    初期的形势对反清力量那么有利，何以后来会失败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原因。

    政治上：1，不善于利用民心，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为反抗异族统治的矛盾。吴三桂在起兵数月后的1674年伊始，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抛弃明朝旗号，让那些思念故明的人寒了心，在原明朝的部分士大夫中引起了消极反响，甚至把他看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篡逆者。三桂很希望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可是他们不愿跟他合作。就是在响应他叛乱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但吴三桂认为夺天下，不是靠一个空头名号，而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忘记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儒家古训。

    2，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吴三桂在军事鼎盛时期，幻想与清廷“裂土议和”36，意图割据江南，甚至贿买五世从中斡旋，代为恳请。三桂此举，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3，缺乏众望所归、政治威望高的领导人。吴三桂在明背明，事清叛清，政治立场的反复不定为世人所诟病。耿精忠就更不用提，与郑经的军事联盟，维持数月便告破裂。耿尝以盟主自居，向郑经发号施令，封郑经为“大将军”，派人送去敕印。郑经不屑：“靖南王乃食清朝的俸禄，且系明朝叛逆，为何封我郑经”37

    军事上：1，起兵仓促，准备不足，对形势的估计也有偏差。虽然清廷军事上毫无准备，但清廷拥有的战争资源毕竟非三桂区区两省能比。三桂认为康熙年幼，低估了其能力和镇压叛乱的决心，他幻想“裂土议和”被拒就是例证。在对待两广方面，其部将马宝请求自任两广方面的军事，率部取两广，而三桂却说：“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兵，已遣人矣。”38。但事实并非如其想像那般。

    2，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吴军在战争初期，一路势如破竹，进至松滋后，举足即可渡江。而吴三桂却未采纳部下“宜疾行渡江，全师北向”或“直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运道”、“出巴蜀，据关中，塞殽、函自固”的建议，而是“屯松滋，与勒尔锦夹江而军，相持，皆不敢渡江决战”39。

    吴军初至松滋时，江北清军未集，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廷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但吴军进至松滋，屯驻三个多月，却未前进一步。

    俗话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没能“宜将剩勇追穷寇”，是吴三桂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吴军势单，宜行速战速决，不给清军喘息的机会。稍有迟缓，让清廷从容部署，它的战争资源调动起来，潜力是巨大的。坐失良机，让吴至死未过长江。也因为这个错误，埋下了吴军失败的伏笔。

    3，反清力量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调度。这就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康熙正是利用各地叛军的各自为战，对各军极力拉拢利诱，孤立吴三桂，最终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结语：由吴三桂主导的“三藩之乱”，虽然带有汉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其根本，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的产物。三藩的反清，其动机和行为都不可与明朝抗清志士仁人同日而语其企图和政治目标，亦不足取。最后的结果，因为三藩失败了，按历史上“成王败寇”的规律，今人只能称之为“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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