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章 抚与剿（上） (第2/3页)

    叶华的侄儿叶鹰带领1000名水手火枪队员夜袭安庆城，结果发现城墙水门洞开，官军已经放弃了城池，连夜逃跑了。安庆城落入了中华军之手，由此南直隶的两个政治中心南京应天府和安庆府已经全部被中华军控制。在控制区内，中华军设立了南京镇守府管辖着几十座城市。

    尹峰在那天送走杨廷筠和李之藻后，又接见了理学大师刘宗周、江南名士夏允彝。

    相比杨李这两位眼光深远、心胸开阔的人物来，这两位则体现出了明人那股尖酸刻薄、不近人情、一味高唱至高无尚的原则的气味。中国人号称讲究中庸、太极，但是走起极端来，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弱。西方人喜欢在宗教上走极端，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走极端，性质其实差不多。

    刘宗周此行大有抬棺骂贼的意思，上来就大骂尹峰大逆不道、提倡商业是蛊惑人心、开海禁是勾结外夷动摇国本。尹峰被他说得某名奇妙，耐着性子与之辩论。刘宗周把他的“六大誓约”批得体无完肤，特别是涉及到限制皇权的那些部分：不能随意征税、不能肆意抓人、废除采买和摊派等等。

    尹峰问他：“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东林中人也说矿监税使祸国殃民，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朝廷立下不随意征税的法规”

    刘宗周立在房间中央一开始他就决绝就座扯着嗓门喊道：“施仁政是圣主之事，你等商民感恩戴德就是了，”

    “你的意思，仁政是皇上的恩赐臣民缴纳赋税是天经地义”

    尹峰是穿越者，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这些文士对征税、施仁政之类的看法。尹峰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西方传来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理论：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00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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