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上） (第2/3页)

棣终于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前期还算勤政的皇帝，但后来却变成了怠政的昏君。说实话，做个昏君比做个明君痛快多了。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次看到臣子们讨论的改革细则与自己所想不符时，朱棣总是会很不高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确定累进制税率细则时，臣子们的讨论结果是建议以十亩为基准实施累进制税率这便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了，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喜欢揣摩圣意的臣子。朱棣说一声搞累进制税率，下面的人就以为朱棣热衷于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建议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

    看到这份与自己原意不符的奏折时，朱棣倒是颇为高兴。他高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拍马屁，而是因为这份奏折让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将累进制税率实施的基准设定为一百亩，朱棣是有过充分考虑的。只不过，当时与大臣们讨论时没人质疑将基准定为一百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的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的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的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的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的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然要顺势向臣子们详细宣传自己的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的利用和机械结构的设计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已经懂得用牛、马来拉车了。还在奴隶社会的时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还利用牲畜来帮助耕田和播种。

    在中国古代，一开始是有专用牧场用来牧牛的。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也就是说，那时候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的。

    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的种植业在与畜牧业的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的畜牧业基本实行的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的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的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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