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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虽然欧阳修们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宋代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这就类似于葛兆光先生所说的从唐宋时代知识精英的创造性思想到明代逐步完成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的过程。83经过宋代士人的解构和建构，最终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五德终始说的时代结束了，经学与纬学彻底分家了，封禅大典不再举行，传国玺的神话也不再有人相信。

    宫崎市定先生曾经提出，在11世纪的北宋中叶发生过一场东洋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要表现是：哲学上的儒学复兴，文学上的古文运动，印刷术的普及，科学的发达，艺术的繁荣；并力图证明东洋的文艺复兴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84此说发表后并未引起预期的积极回应，刘子健先生对这类“将欧洲历史当作度量衡”的东洋史观颇不以为然。85诚然，在比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思维模式下，将宋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称之为文艺复兴，这或许并不十分恰当；但我们仍然要佩服宫崎氏的洞察力，他向我们指出了11世纪对于理解中国中古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意义，并启发我们去思考在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变化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起于宋代，如果要为它找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开端，几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11世纪的北宋中叶：欧阳修对五运说的批判，宋学对谶纬的排斥，封禅的意义受到质疑，传国玺的价值遭到否定，这一切都发端于北宋中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1世纪的北宋中叶发生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宋代儒学复兴、理性昌明的结果。86立足于宋代来看，要说它是一场“运动”，似乎理由并不那么充足，但如果从元明清反观宋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脉络清晰可见，它最终颠覆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来延续千余年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

    对于宋代以降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前人早就有所认识。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87严复也有类似的看法：“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88按照他们的说法，元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是由宋代所决定的，唐、宋分属于两个时代，而宋元明清则同属一脉相承的一个历史单元。从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来看，这种看法确实很有见地。中外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讨论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关系的重塑，而对于政治伦理观念的变化则注意不多，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五运说之余绪

    五德终始说的时代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五运说的影响仍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在政治上发挥某种作用。蒙元时期，虽屡有汉人建言德运问题，但都未被采纳。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郝经，他在删注刑统赋序中说：“国家今地过于金，而民物繁夥，龙飞凤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谦让未遑。虽然，必欲致治，创法立制，其先务也。”89此文大约作于宪宗三年，虽然当时蒙古尚未正式行用汉法，但郝经已将确定德运视为当务之急。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时任翰林修撰的王恽正式上疏建请讨论本朝德运：

    盖闻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应天革命，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合无奏闻，令中书省与元老大臣及在廷儒者推论讲究而详定之。90

    这项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蒙元一代汉化程度不高，以蒙古统治者的汉学知识，怕是很难理解王恽所说的“德运”究竟是什么意思。91

    成宗即位之初，有“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92洪氏其人无可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有送临安洪行之幼学次鲜于伯几韵一首，仅知洪幼学字行之，临安人。洪氏之所以被笞，大概是被蒙古统治者当作妄言阴阳谶纬的术士了。元朝一向严禁谶纬，至元十年正月己未，禁“阴阳图谶等书”；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93汉学知识浅薄的蒙古统治者，可能不明白五运说与谶纬有什么区别，对南人拿这种阴阳五行的说法来附会本朝历史自然很反感，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映。又据元人刘壎说，“元贞新政，有北士吴助教陈定本十六策”，其中一策略谓“汉以火，唐以土，此德运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胜之评”云云，显然也是在建言德运问题。此吴助教者，其名不可考，“或云此人撰成此书，不曾投献而没”，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94

    终蒙元之世，始终未曾正式讨论过本朝的德运问题，然而明人却有元朝水德之说，何乔新跋闽人余应诗曰：“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其诗有壬癸枯干丙丁发之句，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95明人盛传元顺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瀛国公之子，此诗曰“壬癸枯干丙丁发”，意谓水德尽而火德兴也。又据何乔新说：“故老相传，世祖取江南之时，有水竭火生之谣，盖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则继奇渥温氏起者，实赵氏之遗胤也。”96由此可知，元朝水德说应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

    元朝之所以不再讲求德运，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经过宋儒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五运说的虔诚信仰。元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而展开的正统之辨，主要有以修端为代表的南北朝说，受到宰相脱脱支持的“三国各与正统”说，王祎提出的绝统说，以及大多数汉族士人所主张的独尊宋统说，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在五运说的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正统问题的。按南北朝说和“三国各与正统”说，天下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正统王朝，绝统说认为正统可以不是连续的，独尊宋统说也只是从华夷正闰的角度立论，完全不涉及德运的问题。以力主独尊宋统而著称的杨维桢正统辨，最后还特别申明说：“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97元朝为何不讲究德运，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作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用。红巾军的反元斗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复宋的旗号，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均为“大宋”。98既以复宋相号召，而宋为火德，火德尚赤，于是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标帜。刘福通起事，即“以红巾为号”。99据朱元璋描述说，红巾军初起之时，到处都是“巾衣皆绛，赤帜蔽野”的景象。100故元末农民军被通称为红军，亦称红巾军。刘辰国初事迹明确地将红巾军尚赤与火德联系到一起：“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101考虑到刘辰在元末身为朱元璋的幕僚，他的记载理应可信。不过，对红巾军的色尚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吴晗先生认为，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明王”之号以及朱元璋的大明国号，均出自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明教久已与白莲教相混同，而红巾军的尚赤亦与他们信奉明教有关。102这种观点如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杨讷先生指出，元代白莲教与明教互不相涉，元末农民军的领袖都是白莲教徒，“明王”之号及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大阿弥陀经。103这说明以明教来解释红巾军的尚赤是不可取的。况且白莲社和明尊教在洪武三年已被明令禁止，104而此后明朝依然尚赤如故，可见红巾军的色尚确实无关于宗教信仰。

    所谓“太祖以火德王”，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105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明朝究竟有无德运之说迄今为止还无人做过深入的探讨。虽然我们承认，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正统理论，五德终始说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确有大量史料表明，明朝人仍在继续讲求德运。明代前期，人们普遍认为朱明王朝运当火德，从官方文献到私人著述，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洪武三年，“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106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明初礼官议乐律，谓周以木德王天下，木克于金，“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剋而已”，而“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剋，当去羽音，而太常用乐不审诗羽而审诗商，盖失古人之旨远矣。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剋，则亦当去羽”。107按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徵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云云，108“炎精”显然是代指火德。洪武七年，太祖在致北元君主的信中声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也是以火德自居。109另外，在当时一般士人的意识中，也大都认同朱明火德之说。洪武间，殷奎替甘肃总兵代拟的贺圣节表，有曰：“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110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111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

    除了火德说之外，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土德一说。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112据我估计，土德说大概出现于弘治以后。罗玘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云：“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113罗玘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七年致仕。114这是我看到的有关明朝土德说的最早记载。

    那么，明朝人所标榜的德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元朝以前的五运说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115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这说明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难怪就连清人似乎都不知道明朝还有德运之说，古今图书集成考述历代德运，至金而止；116清代的两种蒙学读物群书纪数略和幼学歌将历代王朝德运作为文化史知识来介绍，其下限均迄于宋。117总之，明朝人所讲求的德运，充其量不过是传统五运说的一种残余影响。

    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118赵士锦是大顺军攻占北京后留用的旧明官员，此记载当得自其耳闻目睹。刘尚友定思小纪也说：“贼虽未即僭位，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119李自成为何号称水德显然是因为一般人多以明朝为火德，故取以水克火之意，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不过按传统的说法，水德理应尚黑，李自成改为尚蓝，则又有所变通。

    自明清鼎革之后，五运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的记载。120关于清朝统治者对五德终始说的态度，从高宗作于乾隆三十八年的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中看得最是清楚：

    五德之运，说本无稽。自汉儒始言五德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后更流为谶纬，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遂五行之生剋而服御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121

    大金德运图说是仅存的一部有关五运说的著作，高宗以为此书题诗为由，与这种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最后的决裂。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鲜明，足以使我们相信清朝不会再有讲求德运的可能。如果说宋儒是五德终始说的掘墓人，那么不妨说是清高宗宣告了它的最终消亡。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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