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资治通鉴 (第2/3页)

资治通鉴，他也曾通读二十几遍，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记忆犹新，想来抄起来，也费不了什么时间，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杜睿估算着，如今变开始起笔，等到十六岁成年时，六年的时间，怎么也能写得完。

    杜氏的资治通鉴，杜睿准备写成周纪五卷、秦纪十一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秦纪描写的并不详实，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与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来秦纪与汉纪相比，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

    前世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关键原因便是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的价值虽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陈垣在胡注通鉴表微就曾评价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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