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国之道 (第3/3页)

刑犯在秋天就要处决。万物到了秋天慢慢收缩，树叶开始飘落，生命开始凋零，都是配合季节，以此说明所谓的生与杀。后面说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是一样道理。战争是凶事，因此主持战争的上将军居右，因为右主杀。

    接下来老子连说了三个“不得已”。人生总有不得已的事，有时候打仗也是出于不得已。别人侵略你，你必须要防卫。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淡然处之，绝不能兴高采烈，要知道打仗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有别的方法，绝对不做。胜利了之后呢，也不要得意。像法国有个著名的建筑物凯旋门，是打仗胜利之后盖的，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打仗赢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开始输得很惨，当然它是被侵略的，我们中国也被侵略，后来打赢了大家欢欣鼓舞。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让战争发生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遏止它呢

    在老子看来，如果你打仗打赢了很得意，就代表你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军人出身者就不要碰政治，带兵打仗那一套在文官系统里面是行不通的。接着老子两次提到以“丧礼处之”，表明战争即丧事，即使打胜仗照样是用丧事来处理，因为死了太多人，因为打仗没有真正的赢家。这种说法完全是反战的。但是，这个反战思想绝不是投降主义，而是老子非常具体的处事态度。这里提到的“不得已”通常是指防御性的战争，非打不可，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但即使这样的战争打赢了也是一场丧礼，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消失了，这是最悲惨的事。

    庄子也对战争提出过很多批评，其中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国君想称霸天下，庄子建议他弄一个各国联合签署的合约，哪位国君拿到合约就可以号令天下，好像金庸小说里的屠龙刀一样，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有一个条件，你左手拿到这个契约，右手就要被砍掉；右手拿到这个契约，左手就要被砍掉。换句话说，你两只手，哪一只手去拿，另一只手都要被砍掉。结果，弄到最后没有人要拿了。为什么我得到天下，失去我的手，想一想，算了，我的手还是更重要一些，每天洗脸、洗澡、拿东西、写文章，多么亲近。天下给我，可是让我的手少了一只，划不来。庄子很调皮，他用这种方式让国君反省，战争有必要吗得到再多的土地臣民，称霸天下，有什么意义呢道家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活着都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去打仗，去消灭很多人的生命呢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道家也会说三个字“不得已”，但是不得已的底限在哪里这是考验我们的问题。

    5、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都在提醒统治者，不要把百姓逼得太过分了。老百姓被逼向穷途，活不下去了，连死亡都不害怕了，认为活着既然这么劳苦、疲惫，跟死了也差不多，不如起来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不仅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也是一样。人民被逼上绝路，就会起来革命，而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的统治者，自己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向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靳，夫代大匠靳，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人民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让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那些捣乱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那么谁还敢再捣乱总有行刑官去执行杀人，代替行刑官去杀人的人，就像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一样。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的，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每个人都怕死，这是生物的本能。有些人最大的恐吓就是：“小心啊，再罗嗦我把你杀了。”恐吓的最后手段，是要杀人取命，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怕死，又怎么恐吓他呢“民不畏死”是乱世百姓的心声。苛政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所说：孔子带着弟子经过一片竹林，听到有女人在哭，于是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公公、丈夫、儿子全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城里住，她回答，不行，因为城里的苛政比老虎还厉害。住在树林里只有老虎的威胁，大不了一死了之；要是住在城里，被贪官污吏虐待欺负更是难熬。

    所以，“民不畏死”背景是民不聊生，甚至生不如死，这时候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统治者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不赶紧行仁政，反而动不动就恐吓老百姓“不听话就杀”，到最后老百姓恐怕就要豁出性命，起来造反了。因为“以杀止乱”，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人民陷于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吃掉太多赋税，所以才陷于饥饿。

    人民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威作福。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清楚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明夷”是易经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压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等待人们了解。

    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皇帝。一开始，天子是没有人愿意当的，像尧、舜、禹，都是禅让。大禹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没肉，小腿无毛。为什么替百姓服务，治水治得太辛苦了。后来，慢慢越往后发展，帝王越养尊处优，不可能再像尧、舜、禹那样为百姓着想了，所想的都是怎么“利吾国”，怎么掌握权力。像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对我们梁国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即大王你何必跟我言利呢，我们只要靠仁义就够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利”，“上下交争利”，天下一定大乱。反之，大家都讲仁义，尤其君主要讲仁义，要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天下才能和谐。可惜儒家的“仁政”，几千年来一直只是束之高阁的理想而已，阳儒阴法，外儒内法，自从法家出现以后，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倡导尊君卑臣。要让大家都快乐不太可能，但是要让一个人快乐却很容易，亦即天下老百姓出钱出力让帝王一人享受，让他一人掌握权力，老百姓只能做牛做马，供养皇帝和朝廷大小百官，经过层层盘剥，犹如一头牛被扒了几层皮一样。

    而读书人自小虽熟读圣贤经典，应试中第而入朝为官，却发现遵循圣人之道来教化百姓没有前途，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只得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逐渐腐化。有的老老实实为百姓服务的清官如海瑞，反倒落了个罢官的下场。于是，几千年下来，百姓大多在受苦受难，最后只好藉佛教来寻求心灵安慰。中国汉代之后的社会，就是靠着佛教的力量，让百姓学会接受与认命。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种姓制度把人一生下来就分为四等，一辈子也不能翻身，只好从宗教中找到超越生死、烦恼的力量。

    老子的理想是“圣人统治者”，统治者因为领悟了“道”，依据“道”来治理百姓，就不会出问题。不过，这一想法犹如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君王”统治者既是哲学家又是君王，二者在现实世界中恐怕都难以实现，所以才会出现“民不畏死”“民之轻死”的现象，这都与当时统治者的作为有关。最后，老子说，人的生死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犹如自然的行刑官；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寿命，该活几岁，就活几岁，这叫“常有司杀者杀”。“司杀者”就是自然的力量。而统治者如果想借口要替天来杀老百姓所谓“代司杀者杀”，这就等于代替大木匠来砍木头一样，反而会伤到自己的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自然法则，只能自寻死路。所以，作为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手握大权，可以决定人民的生死，就随便杀人。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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